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发表于齐鲁晚报的江城子：

 

    据说目前支持我国“依法处理”囧藏问题的有：朝鲜、蒙古、尼泊尔、孟加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叙利亚、斐济、塞尔维亚、赞比亚、塞拉利昂、贝宁、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布隆迪、苏丹、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黑山、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

    这些国家好牛哦，遍布了世界各个角落，且好多都没有人权问题。安提瓜和巴布达是一个国家，Où est-elle？

 

毛里求斯等多个国家支持我国依法处置拉萨事件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

     

     我每次喝多了酒大概都会讲起这个故事：200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喝多了酒独自往宿舍走，在大中路上看见一个人趴在灯下，手里拿着一小块砖头不停地往地上写字，他写的字我每一个都认识，可连起来却读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砖头，砖头落到了新开湖里，他抬起脸来惊恐的看着我，我发现刚才趴在地上写字的竟是我自己。

     从此以后我拿起笔来再也写不出满意的文字，只能空叹自己21岁以前的才华横溢，然后在喝醉酒后不停讲起2003年夏天，那个夜晚的故事。

倩女离魂

 

话说唐武后年间，衡州地界有一张姓少女名曰倩娘，此女从小就端妍绝伦、知书达理，在当地颇有美名，与聪明俊朗的表哥王宙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号称“金童玉女”。倩娘的老爹张员外，那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俩孩子，总是时不时的和人提起：“以后就把这俩孩子撮合到一对儿算了。”大人说话有时会忽略两点，一是总以为未来太遥远，远到可以忽略现在；二是总以为他们说的话小孩听不懂。其实小孩什么都懂，而且只要愿意，他们的记性比大人好得多。

 

这不，说话间两个孩子就大了，夜里躺在床上都会辗转反侧相互思念了。有些事似懂非懂之间最是美丽，他们都在等待着有第三个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然后这个第三者出现了，把这窗户纸撕得粉碎，还吹散在风中，就像它从未存在过。张员外有个宾客要到党委组织部去上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这一走必然是前程似锦前途无量。这小子不知是心存图报还是仗势欺人，临行时提亲要把倩娘也捎走，张员外也不知是想攀此高枝还是迫于无奈，竟也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怜倩娘听得此消息就一病不起，终日躺在床上茶饭不思。王宙心中气愤得不行，一门心思只想离开这块伤心地，便借口调任官职要远赴京城，即日登舟启程。

 

王宙这一走可是抱定了永诀之心，上路时酒泪相和而饮，面对奔涌长江扣舷独啸长歌当哭。当晚夜半王宙哪有半分睡意，只觉往事如烟，总角之言星星点点浮掠于心间。忽然，岸上传来一人狂奔之声，转眼已至舟边。王宙放下心事，登上甲板，只一看，心中便是一惊！不想竟是倩娘光脚暴走而来！王宙慌忙接其上床船，初时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继而欣喜得抓狂。抓了一阵狂，执手问道：“表妹，你怎么来了？”“唉，表哥，一言难尽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私奔。

 

王宙当即命令船伙向蜀中逃遁，沿路数月倍道兼行，风餐露宿，不在话下。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五年快乐时光眨眼就过。现在倩娘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人老了就是容易想起往事，恋起故里，倩娘就对老公说：“为了你我可是成了个不孝女啊。”老公无语。“已经五年了，连我老爸一点消息都没有。”老公仍无语。“你说我这不孝之人，还有何面目活在这世上啊？”老公大恸：“娘子，我们回家。你别太伤心了。”

 

于是一家四口几经辗转又回到衡州。王宙心虚，把妻小留在船上，独自提上礼盒来拜见老泰山，把自己拐跑倩娘的来龙去脉自行先行交待了一遍。没想到张员外大惊：“骗鬼！我闺女一直重病在床，躺了好几年了，婚也没结成，你当我是傻逼啊！”王宙也大惊，心说：老爷子怕是想女儿想疯了，唉，罪过啊，罪过。又一转念，道：“倩娘现在周中，请老太爷验明正身。”张员外还想再骂，被王宙苦劝不过，发派管家甲去了。不一时，管家甲飞跑而回，“禀老爷，小姐确在舟中，还向您问安呢！”张员外登时傻眼，略一愣，紧接着连管家一起一通狂卷，“连你他妈也拿我当傻逼是吧……”。卷着卷着，自家闺女打扮整齐竟笑盈盈从闺房中走出，张员外连忙迎上前扶助女儿：“倩啊，你大病未愈，可别瞎折腾啊。”这回轮到王宙傻眼了。倩娘并不答话，径自走向门外。这时，门外却又有一个倩娘笑盈盈正走进屋来。全屋人都傻眼了，眼睁睁看着两个倩娘笑盈盈走到一起，像电影中的“叠化”一样，翕然合而为一，连衣裳都重合得天衣无缝……

 

老张家人觉得这事邪性，不宜外传，除在场人员外多一个都不许知道。张老爷子没再活多久，倩宙夫妇四十年后也携手千古。现在只有我管家甲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了，我谁也不告诉。

 

 

 

 

“正如在道德生活中，人类智慧被用来将生活转变为一个人类生存所满意的场所一样，在艺术生活中，想象力被用来给平凡、枯燥的世界罩上一层美丽的面纱，使这个世界的脉搏和我们美感的脉搏一起跳动。”

——林语堂

 

我在这还有一个空间，啊！！！！

六朝舊事如飛煙，

四海歌哭動地天。

精魄何曾逐流去，

神思長存松柏邊。

不似步兵空嘔血，

朽掛長劍荒塚間。

自有愁腸消杯酒，

由它禿筆急就篇。

民生多艱三閭泣，

主僕倒懸梨洲言。

萬古雲霄誰羽化？

歲歲年年托杜鵑。

《废墟》是印度散文家勒库维尔·辛赫笔下一篇饱含深情的作品，他用如诗如画的笔调穿越历史千年，带我们走近了伟大的莫卧儿帝国、走近了亚格拉、走近了泰姬陵。文中字字浸含热泪，伟大的悲悯与爱不舍如缕，让人读来感慨良多、不忍弃卷。

在辛赫笔下，废墟并不意味着荒芜，它们是历史生动的再现，是像朱木拿河一样鲜活流淌的故事。它们有思想、有性格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都会寂静的诉说。它们站立在今天，人事皆非的今天，它们的生活只有回忆。白天与黑夜，一边是今天参观者熙攘的足迹，一边是昔日宏伟王宫的欢笑与忧郁；“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幻；一边是现在，一边是过去。时间只隔短暂的瞬间，却有数千年的差距。”废墟是虚无的，也是实在的，漫步其上我们就触摸着千古的辉煌，这是一扇门，走进去就是浩渺长河写就的一本无边无崖的大书。这座“废墟”的中心就是伟大的泰姬陵——沙·贾汗与爱妃得以合葬之处，作者徜徉于墙壁斑驳、一派荒凉景色的阿格拉堡，时隔千年仍令人唏嘘不已。于是辛赫让他的悲古情怀再次漫溢：“莫卧尔帝国瓦解了，……被破坏了的人的爱情的陵墓，莫卧尔帝国伤残的青春的纪念碑泰姬陵，今天还在用自己的眼泪和叹息来滋润亚格拉的空气”，“阿格拉堡……那些不平静的灵魂，今天还在那失去了昔日宏伟光辉的废墟游荡，整夜哭泣……”此时此刻，言语所能表达的赞叹已经到了它的尽头，唯有诗人泰戈尔充满柔情与挚爱的诗篇或者可以描述这些美丽的感动：

沙·贾汗，你宁愿听任皇权消失，却希望使一滴爱的泪珠永存。/岁月无情，它毫不怜悯人的心灵，它嘲笑心灵因不肯忘却而徒劳挣扎。/沙·贾汗，你用美诱惑它，使它着迷而被俘，你给无形的死神戴上了永不凋谢的形象的王冠。/静夜无声，你在情人耳边倾诉的悄悄私语已经镌刻在永恒沉默的白石上。/尽管帝国皇权已经化为齑粉，历史已经湮没无闻，而那白色的大理石却依然向满天的繁星叹息说：“我记得！”/“我记得！”——然而生命却忘却了。因为生命必须奔赴永恒的征召，她轻装启程，把一切记忆留有孤独凄凉的美的形象里。

    “生活只是一个谜，但比它更难理解的是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嘲弄着人类的生活，在人们深后以难于预料的法则来品评每一个“灵魂接触过的东西”，“与死去的人有关的砖头、石头和对他的纪念的残骸承受着他的罪过或者功德。”这就是废墟的命运，他的生命远比建造者久远，久远到足以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品评。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人类认识历史和回顾过去的桥梁——也许这就是废墟留给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难怪作者在全文的结尾要写道：“建造这个帝国的人完了，子嗣也没有了。一切都毁灭了。荣誉、繁华、权势，一切都消失了。对莫卧儿帝国的那些伟大皇帝们的记忆——那些残存的记忆，散布在各处陈旧的废墟……这一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风化，一直在忍受着雨水、石头、寒冷和炎热的袭击……亚格拉的废墟正在为这一切忏悔。谁知道这种忏悔何时才能结束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同样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华夏大陆上，无数咏怀古迹的篇章写满了诗墙，这也许是人类文化精髓又一次遥远的关照吧。

他的才华初露于1870年发表的两首诗中，他被公认为最主要的罗马尼亚现代诗人，他的思想沉浸在罗马尼亚中世纪的光辉历史和民间传说中，他就是埃米内斯库！他的语言异常简洁明快、寓意深刻，他几乎影响了同时代和后来的每一位罗马尼亚作家。在黑海之滨，在古城雅西，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到处都在传诵他的作品，他是一个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埃米内斯库！

《两代人》是一篇思考国家与社会命运的优秀作品，埃米内斯库以深刻的思考、锋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发表了自己对于罗马尼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如何正确借鉴、吸收法国社会政治思想，并引为己国之用，成了作者笔下的重中之重。

“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不存在永恒的社会真理。”作者开篇就从理论高度指出，除了“能够触动人类心灵的真正艺术”以外，“那些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潮不可能是一成不变、防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倡导者出于多么善良的用意、引进的制度多么完善，“只要它不符合我国的情况，你就将把整个社会葬送掉。”这一真知灼见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得以验证，毕竟“任何事物都不是偶像，而是活的有机体，对待它们就应该像对待有机体那样。”如同医治病人要对症下药，医治一个千疮百孔亟待治疗的社会，同样也要选择合适的药材。至于那些兜售“包治百病”药方的人，我们只能称其为“江湖骗子”。

19世纪后期的罗马尼亚，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于是许多人急于开出药方“为罗马尼亚民族医治疾病”。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彻欧洲，在这片东欧土地上也受到了人们热情地欢迎。然而，面对这种声音，埃米内斯库并没有简单的随声附和，而是在深入思考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许这些丸丹膏散在特定的场合对待特定的事物是有益的，可它却医治不了我们的疾病。”包治百病的药方、永恒真理般的准则是不存在的。罗马尼亚不是法国。作者详细比较了两个国家在财政、税收、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用事实说话，印证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埃米内斯库开始着重分析这一新思潮的介入，给罗马尼亚民族精神状况带来的影响。以“自由、平等、博爱”自我彪炳的自由党人对代表了民族传统的“老一代人”开始了摧残。这些留洋归来的“优秀子弟”很多都是老一代人自掏腰包送出国读书的，以作者看，“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养痈遗患的事。”何出此言？作者理由如下：首先，“那些青年去的是一个社会生活病态的国家。”埃米内斯库对法国的现代文明大加贬斥，认为那里“香水、糖水、扁桃水、毒药水随处可见，就是没有泉水。”第二，“在那里，我们的年轻人不是学习实用的东西，……而几乎是一股脑儿地全都扑到政治上，试图找到治国富民的妙方”。他们带着空想与狂热，就“纷纷回归故里妄图治理国政了。”第三、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认清祖国的历史与现状，“他们属于一个穷国，但却沾染了法国富有的中产阶级的许多陋习。”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些盲目西化的年轻人“对祖辈的传统和美德极为不恭”，而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就一概予以否定。”“他们是罗马尼亚人，但是他们缺乏民族史观，他们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唯一联系只是那块出生地，而绝不是语言、习俗和观察事物的方式。”

中华民族在刚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民族感情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奉为至善至美的绝对的文化神话，同时也不应给西方文化以至善至美性。无论民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实际上都是偏至的文化。一方面，它们都是有局限性的、片面的、有缺陷的文化，不能把它们理想化、绝对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任何文化，它的价值与偏至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要有一种宽容，如果尽用“万能”来衡量，一旦发现有缺陷，就很容易轻率地否认这个文化。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彼此平等的比较中，既互相吸收补充，又互相拒斥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埃米内斯库在《两代人》中批判的一些年轻人，“认为世界上可能存在绝对真理”，这往往是一个民族悲剧的开始。

《喜悦的能力》是一篇细腻优美的哲理散文，篇幅虽短小然而意蕴深远。作者蒙太古以文笔典雅考究而著称于英国文坛，本文堪称个中代表。

作者在开篇就为“喜悦的能力”做出了注释：我们之所以“对一件事物，乃至对每件事物、件件事物”感到喜悦，“并非因为此物是达到某种别的目的的手段，而只是由于它的本身”。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领悟了真正的喜悦是不会夹杂丝毫功利目的的，它是一种最原始最纯真的快乐。所以，作者才说这种能力“在儿童与艺术家是得来自然的”。因为只有儿童和真正的艺术家才具备（或者说保留下了）这种以人类最初的目光看待世界的方式。

蒙太古在文中提到：“一个心智上完全健全的儿童也许会把他的手放在夏天的草地上，摸摸它，觉得坚实的大地也有点弹性，因而内心感到欣喜。他倒没有考虑到这草地对人们玩游戏或用来喂羊会有多大好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心只图钱财的那种求婚者的行径了。”儿童的眼光和行为是真正未受污染且不加修饰的，所以他们才能从各种各样平凡的事物中获得喜悦。可曾记得我们小时候发现了雨后树下的蜗牛会惊喜得连心都紧缩起来？童年逝去了，可有关蜗牛的记忆却留存下来，和童年时光一起逝去的还有那感激一切喜悦的能力。我们应当尊重那些看到彩色玻璃都能现出会心微笑的人。这样的玻璃总是在柏油路上闪闪发光。大人们常常问：为什么孩子要挣脱大人的手，退回到走过的路上去？这全都因为大人们没有向地上看一眼，那儿或许躺着一块红色的玻璃，是那种罕见的发紫罗兰色的红玻璃。“一个初来伊甸正在左顾右盼的亚当的喜悦，正是一个正常儿童在做个什么或看个什么时所感到的喜悦。”

那么艺术家呢，他们是否也能拥有如此伟大而又平凡的双眼？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小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朋友写信：“我拼命工作，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却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按时看日出。”将我骤然惊醒！一位以“面壁写书”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惜时如金的写作者，却将这极为寻常的晨曦之降视作挚友，毕生不舍！这种行为无法用目的论来加以解释，在“最高幸福的照耀之下”，喜悦本身就是目的。

如果喜悦的能力可以学得的话，蒙太古建议将“这种创造性的能力推而广之到知识、智慧与崇高的一切可能中去。而三者又都将以它为其起点、条件或原材料。”

人缘，是指个体跟周围人的良好关系。在克拉顿—布罗克的《论人缘》中，他想探讨的却绝不仅仅是这些。作者在文章开篇将人缘分为两种：亲密的人缘和广结的人缘。两种“人缘”在适用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一位享有亲密人缘的人总受到所有熟识他的人喜欢。一位广结人缘的人以某种方法，在不认识他的人当中顺利传播着对自身的一种美好的看法。”作者对二者的褒贬，早已蕴含其中，他指出：“享有广结人缘的人，在近处往往受到人们的厌恶。”

那么“亲密的人缘”为何应受到褒奖呢？因为它是“某种德行的凭证。”一个人可能有许多的缺点甚至恶习，可是仍然会有很多人喜欢他，原因只有一点，就是他的处事方式能够使人高兴。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他自身也喜欢和别人交往。这意味着他甘愿喜欢他们，而不是厌恶他们。”这一类人在天性上必然是乐观的，而我们往往喜欢乐观的人远远胜过那些沮丧的人。乐观是一种情绪，他能让人充满活力，并随时准备将这种活力分享给他人。正像作者所说的：“不为什么特殊的原因而喜欢人，总比毫无理由地厌恶他们为好，使他们快乐总比使他们痛苦为好。”这种友谊即使不够深厚，至少也是真诚、豁达的。即使不能为人上刀山下火海，至少也愿意做一件对人有利而不是不利的事。这就是“亲密人缘”何以让人亲密的秘诀。

作者认为，要想获得亲密的人缘，“首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评判。”就像《马太福音》启示我们的那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一个总喜欢评判他人的人，经常会使人厌恶。即使他的地位很高值得尊敬，人们也会热切地寻找他的缺点，仿佛将从中发现很有价值的科学规律一样。克拉顿—布罗克在这里列举了两位英国同胞为例——卡莱尔和兰姆。卡莱尔在世时经常评判所有的人，使世人都感到畏惧，然而在后世的评论者面前，他也受到了“比应受的更为严厉的评判”，而曾经遭到卡莱尔轻蔑的兰姆却受到了“比应受的更大的称颂”。因为兰姆从来不评判别人，“相反的却很喜欢人类的交往。”因为，“我们渴望对方所给予的不是正义……而是爱好。”和善的性情是拥有亲密人缘最重要的基础。

“有许多卑微的人就因为这些理由而人缘很好”，然而作者想重点讨论的却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他们的人缘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是否还能保持这种和善的性情，这种不任意评判的作风，这种乐于与人交往的个性呢？对此作者并不乐观。“他们轻易地便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对他们是一种危险的诱惑。”成功的人心中往往会有一种不安的意识，害怕全世界会突然联合起来将他打倒，担心舆论的风向会突然做出改变，于是他们走到哪都广交朋友，以此来希望自己不要被不知道的敌人所战胜。这种社交能力的大发扬，的确可以使人越来越显赫，但其消极影响却更大。染上了弄虚作假的坏习惯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了如何使自己更讨人喜欢上。“不问他是律师、艺术家、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当他取得卓越成就后……如果他花上一半的时间去使自己讨人喜欢，那么他就会更关心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争取在社交中也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这种“斯文的常规”过于明显而不会给人带来什么真正的喜悦。所以，不可避免的，这就成为了广结的人缘的典型。作者认为这种人缘本身并不值得享有，它永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它是一种个人的宣传，和别种宣传同样危险。”

还是以作家为例，作者指出了这两种人缘明显的不同。在人缘上受益的伟大作家与他所有的读者保持着一种“亲密的人缘”，他们的作品在被人们阅读和欣赏时，往往受到超出其优点的好评，“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表达出了对人类的一种自然爱好，因为他们自己喜欢人类，而不是批判人类。”作者认为其中的代表就是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大仲马、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他们的作品能给人以快乐。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许比不上福楼拜，但是作者相信他的忠实读者远比福楼拜要多，因为“福楼拜总在发表批判和厌恶的意见，而且总不知不觉地满腔都是怨恨，就像大仲马不知不觉地满心都是欢乐那样。”这些作家凭借一种真正的优点，赢得了“亲密的人缘”，甚至他们为数不少的过失都因此获得了宽恕，那就是“他们爱得很广”。作者结合了自己的阅读体验：“狄更斯的缺点非常之多，可是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发觉自己把眼睛避开它们……因为我从阅读他的作品中获得了那么多的乐趣，阅读他的作品使我快乐……我觉得他甚至连我也会喜欢。”与之相对的，作者认为诸如福楼拜这样的作家会站在他们所有的作品背后，对人类做出无情的、恶意的批判，而任何人都没有随意批判他人的权利。

有些作家（或其他知名人物）享有“广结的人缘”却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备着什么优点，而是因为他们想方设法以某种方式传播着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公众中散播一个关于他们自己的见解”。而“公众太无知、太忙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可是又热切地想要找出一位英雄人物来”。人类总是渴望崇拜某一位英雄。这些英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做着徒有其表的事，把精力全部耗费在自我宣传上。就像那种把所有钱都花在广告上，却没有留下一点儿去提高产品质量的商人一样。他们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有害的，地位越高害处越大，甚至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罪犯”。作者的真正意图在这里显现出来，作为资深的社会活动家，他将矛头直指社会上的种种痼疾与隐患，从人所熟知的“人缘”关系入手，谈到了社会上层的众生百态，在倡导以平和乐观的心态对待他人的同时，也启发着我们透过宣传的虚假外衣，锻炼出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能力。

消极抵抗

 

1948年1月30日，印度国大党领袖、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导人、享有“圣雄”称号的甘地在德里做晚祷时，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开枪暗杀，终年79岁。杀害甘地的刺客纳特胡拉姆-戈德塞是印度教的一个极端派别的成员，该派别完全拒绝甘地发出的善意、和平与爱的呼声。作为“非暴力抵抗”的首创者，甘地最终殉难于枪弹的暴力之下。当时，有不少人得出结论说：非暴力主义是软弱的、无效的、注定要失败的！甘地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子！

甘地失败了吗？他用生命去实践的主张是软弱的、无效的吗？当然不是！甘地比印度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都动员了更多的民众，他用最少的人命牺牲赢得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他以最低的代价（或曰伤亡率），以和平的方式，摧垮了一个统治方式最有效的殖民帝国的长期统治。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包含着的精神力量之伟大，使得那个作为世界霸主的敌人也为之肃然起敬，不但多次把他从阶下囚尊为座上宾，而且至今把他的塑像同诸多英国伟人一同安放在伦敦的蜡像馆中。甘地不但成为了印度的伟人，也成了世界的伟人，他的思想和典范作用不但属于印度，更属于全人类！

《消极抵抗》一文是甘地针对自己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做出的精辟论述和热烈号召。消极抵抗，按照甘地自己的解释，“是通过自身受难而获得权利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恰恰站在了武力抵抗的反面，这种抵抗是彻底非暴力的。美国政治学大师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将“非暴力反抗”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罗尔斯对这一定义的解释如下：1.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这种行为是出自良心，但必然以违抗法令为基础。2.它是一种政治性行为，是向拥有政治权利的多数提出来的政治要求。3.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4.它是一种非暴力的行为，是在忠诚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这范围的边缘上）对法律的不服从。这种忠诚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来体现的。

非暴力主义者用以抵抗法律的武器是自我牺牲。甘地认为“自我的牺牲在所有的奉献中是最崇高的”，而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消极抵抗者”，除了要能承受肉体上的苦难外，还“必须保持完美的节操，居贫守穷，追求真理，培养无畏的精神。”“节操是一种伟大的德行，没有节操，心灵不可能达到必要的坚定不移的高度。”甘地认为要想保持节操一定要克服肉欲的束缚而不得有任何程度的沉迷。像保持节操一样，守贫也是必要的，“金钱企求和消极抵抗是不能并容的”，人们必须时刻保持着对金钱的极大漠视。消极抵抗作为人们心中“真理的力量”，要求所有参加者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遵守真理”，杜绝任何形式的撒谎行为，因为自己的谎言会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武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无畏的精神，“如果没有无畏的精神，消极抵抗便不可能继续。”这种精神之力在甘地心中有着比肉体之力更强大的力量，“一个持剑的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害怕”，而当人们“心中没有狮子时”，会发现自己摆脱了恐惧。这才是一个战士、一个消极抵抗者真正的品质，这些品质绝不会因为困难而消磨。

狄德罗论解释自然

 

1784年7月30日，一个普通的下午，巴黎明媚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进狄德罗的书房，书房的主人重重地趴在堆满了文稿的桌面上，不久就停止了他伟大的呼吸。狄德罗的女儿听到了他最后的遗言：“怀疑是迈向哲学的第一步。”这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用“怀疑”总结了自己思想的一生。

在《论解释自然》一文中，作者秉承着自己一贯的怀疑精神，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发起挑战，来冲破生活中的重重迷雾，达到“自然界的一切事实”。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格言是被看成各个民族的良知的。”然而这些家喻户晓的话语，对于以思考为己任的哲学家来说却“无一不是张开大口等待我们陷进去的陷阱。”比如“天底下无新事”这一西方名句，对于“坚持粗糙的表面现象的人来说”也许确凿无疑，可是“对于终日以捕捉最细微的差别为业的哲学家来说”，却是必须要被推翻的。以一棵树上的树叶为例，它们之中有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呢？不需要莱布尼兹的经典推论，我们只要基于其众多的数目、所处的空间和无比众多的形成原因来进行推论，“就足以证明自然中大概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两片树叶是绝对一样的。漫长的时间会将各种极其细微的差别逐渐积累成为巨大的差异，所以细细想来，所谓“天底下无新事”只是一种人类的偏见，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器官的软弱无力，由于我们的仪器的不完善，由于我们生命短促。”

随后作者又从道德和文学的角度进行类比，指出了“有多少种脑袋，就有多少种看法”的错误在于：脑袋是最普通不过的器官，大家都差不多，意见却是最特别不过的东西，千奇百怪。而“对趣味问题不应当争辩”这句话在作者眼里更是幼稚可笑，因为狄德罗认为：对于趣味，是应当区分它的好与坏的，并且高尚的趣味是值得广为推崇的。

狄德罗断言对俗语的轻信正是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偏见，而想要正确地“解释自然”则必须要先行抛开一切的世俗偏见。真正的哲学家“应当对这种属于通俗智慧性质的格言进行严格的审查。”

思想的尊严

 

十七世纪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之一帕斯卡尔曾经在他的思想录中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的确，从生理层面上讲，人无异于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口气、一滴水就能致人于死命。而作为“万物的尺度”，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因为能思想，所以区别于顽石和牲畜；因为能思想，所以比能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比囊括了人并吞没了人的宇宙高贵得多；因为能思想，人囊括了宇宙。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在庆贺另一位物理巨擘普朗克60岁生日的庆典上，做出了一篇题为《探索的动机》的演讲，后据此整理成文，来到了我们面前。爱因斯坦将科学界描述成一座庙堂，里面住着三类人。有一类人来此是因为科学给了他们智力上的快感，科学对他们来说是娱乐和雄心壮志的满足。有一类人来此则是出于纯粹的功利目的，他们和前一类人一样，“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还有以普朗克为代表的最后一类人，他们是科学庙堂真正的主人，这类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来的呢？爱因斯坦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动机。首先，他很赞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看法，“把人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德欲望的桎梏。”此外还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动机，那就是：人们总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画出一幅世界的图像，以此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宁静和安定。

那么，像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这样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的世界图像在所有的图像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作者首先指出，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的领域只是宇宙中很渺小的一部分。因为在研究中必须做到“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所以在可选择的主题上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他们“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最简单的事件”，从而在整体性上做出了牺牲。然而这一渺小的部分却并不渺小，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一小部分就是整个宇宙。而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也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这些定律都要以经验和直觉为依据才能得到，唯一决定了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这就是莱布尼兹所谓的“先定的和谐”。

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正是爱因斯坦们毅力和勇气的来源。在他看来：“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思考的领域远远超出了物理学的范畴，他带着对人类思想和行为最深刻的体会与思考，走向了科学的巅峰。人类总有一种填充空间和时间的愿望，即希望自己占有更大的空间和时间，然而与浩瀚无边的宇宙和无往无来的时间相比，这一想法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人真正的尊严只在于思想，只有思想才能使人获得力量，使人在自然万物中的获得“尊严”。

这个教训我们必须牢记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一条永远无法看清的河流，一个人站立在不同时间、不同位置，怀着不同的心情，总能窥得她不同的面貌。但浪花中总会有一种漫长的声音响起，那就是活水源头的呼唤——对作品真实性的永恒要求，无论这种“真实”是源于生活还是源于灵魂，是抒写过去还是指向未知的将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观看古希腊悲剧的观众心中会被唤起一种悲悯的情怀，从而使其感情得到“净化”。这种对命运的悲悯，正是起源于剧中人物所遭受不幸的真实性，观众潜意识中或多或少会想到这种种灾祸也许有一天将会降临到他们自己身上。时光流转，一代代文学巨匠在长河边走过，河水濡湿了他们的衣襟……1949年，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在其作品《推销员之死》中描写了普通美国人对生活的幻灭，并荣获普利策奖，创造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又一高峰。

《什么使戏剧持久不衰？》本文的标题即是一个设问，这个构思宏大的问题让人觉得难以入手，而密勒的回答却能直指要害：“戏剧比其它任何艺术更要求切合实际。”——文章开篇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戏剧家对戏剧本源的理解。作者认为，即使有的剧本写得很好，但是因为缺乏真实（或曰时代感）很快就被人遗忘，以致其它方面的优点都被忽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在美国曾被冷落了大约十年，因为当“大萧条”等经济问题主宰了人们的生活之时，“像他那样凝目考虑命运问题，显得既老派又无意义。”因而，某种程度上，一部剧本能够超越时代流传后世，往往不是由于剧作家目光敏锐，而是因为他视而不见；不是由于他对某个人物或情境进行批判，而是因为他跟眼前的这个人物或情境相认同，彼此融为一体了。

然而，一个具体剧本的产生跟当时的时代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无论自觉与否，作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他的观众，他自己的过去和他现在的痛苦，他还得对付其它剧本、他妻子的情趣、报上的一条消息、失去的恋人、人群中瞥见的一张面孔等等。”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如此敏感而又微妙，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只能用“神的旨意”来对其加以解释。“剧本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如果它得以流传，这个问题就更难回答。”不过阿瑟·密勒还是准备大胆地触及这个领域，他以自己的两部作品为例，阐释了一部剧作产生的始末。《回忆两个星期一》创作于1945年，剧中探索了一种“三十年代的情绪和终日为生计奔波的人们的悲哀。”密勒将其动因归结为：“人类亲密无间的观念已经分崩离析，因此我一心想在剧本中努力寻找某种有坚实基础的现实生活。”而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回忆两个星期一》尽管很抒情，“但中心旨意却在唤起一种跟麦卡锡主义相对抗的思想”，即“关心他人”的思想。剧中甚至也包含着一些更为形而上的意义——“人即使在逃避命运时仍然感到与他人同呼吸共命运的观念。”《桥头眺望》写成的具体时间大体相同，也突出了社会集体中固有良知的存在与作用，正是这种道德力量维持着一定的秩序，“使我们不至于陷入野蛮主义。”

作者还对《桥头眺望》一剧的流传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该剧在美、法、意、俄等国的演出看起来都毫无相似之处，与他本人的最初构想也相去甚远。不同的人群会对一部文学作品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作家本人对剧作的理解和任何构想在演出时基本都无法实现。真正推动了剧作在舞台上最终成型的，是那难以捉摸的时代和社会变化。无独有偶，戏剧的此种命运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有所印证。中国话剧第一位大师曹禺先生的剧作，由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大大超过了时代水平，成为了一个个充满矛盾的被接受体：曹禺既是拥有最多读者、导演、演员和观众的现代剧作家，又是最不被人理解的现代剧作家；人们空前热情地读着、演着、欣赏着、赞叹着他的戏剧，又肆无忌惮地肢解着、曲解着、误解着他的戏剧。长期以来，人们只愿接受曹禺戏剧中为时代主流思潮所能容忍的部分，而对其中的另一侧面，例如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形而上的探索，非写实的、非戏剧性的因素等等，则不理解，不接受，却又颇为大胆轻率地视为“局限性”而大加讨伐。也许这是所有戏剧作者面对观众时都难以避免的境况，然而却不应该成为他们创作的阻力，正像阿瑟·密勒在本文结尾所写的：

“这个教训，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同时又要努力忘却。”

《表扬亦可致人死命》，尤素福·伊德里斯为他的散文起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标题。虽然过度的赞誉不利于进步这个道理尽人皆知，但“致人死命”的严重结局还是会将我们深深吸引，作者起笔就巧妙地设下悬念，使人急探究竟。

“表扬”如何致人死命？这样的想法原自伊德里斯的一段亲身经历：数年前，当作者还是卫生局的医生时，他曾经表扬过一位出色的司机——阿斐斐大叔，“他是开罗速度最快的司机”。从此之后，阿斐斐大叔的车速越来越快，并将旁人的劝告都当成了对自己怀疑，试图以更快的速度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终于有一天事故发生了，阿斐斐大叔驾驶的福特车与一台压路机猛烈相撞，作者被抛到了压路机前，死里逃生。“教训是残酷的。”这个小故事给伊德里斯上了难忘的一课，使他明了了语言的“危险性”，任何一个小小的赞词都可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时使人去获得的成功，“有时也会推动他坠落深渊”。更深一层的思考是，这个事故的根源在于“骄傲”，而作者认为“骄傲不是从自身内部涌现出来的”，而是来自外部，来自周围人们赞扬的话语，这就是“表扬”可以致人死命的原因。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在两种矛盾对立的力量影响下运动向前的。”比如：自信与缺乏自信；对自己满意与对自己愤怒；感到自己正确与感到自己错误。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使人画出自己生命的轨迹。然而持续不断的赞美，“仅仅由自一个方面的推动力，使人运动轨迹出现偏斜”，如果任其愈加严重，最终只会形成一个“围绕着自己运动的无端之环”，以至于人们“不再为达到更好和补足残缺而烦恼了”。“如此，骄傲便是终点，便是停止”，赞誉最终成了击倒人的“毒酒”。

作者对这种现象有着心理学上的推断与哲学性的思考。人们最初听到赞誉时，并未感到有何危险，但不久这就会成为一种嗜好，对赞扬的话语产生依赖。甚至明知其虚伪，人们还是觉得需要它，以至于去做不可能的事以获得赞誉。“也许是为了感觉自己在运动，也许是为了麻痹自己，使之失去内心深层的感受”，无论如何，这杯“毒酒”都是自己喝下的。而真正的进步，是需要矛盾与否定的。“为了使这个人持续向前运动，必须对他说另一种话，从另一方面推动他的话，批评他的话。”“因为人并不是单独运动，他是在一个集体中运动的。”集体对于个体的影响与作用不言而喻，周遭的一切环境，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对个人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每个个体也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优点与缺点永远都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共存。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既然有值得赞扬的一面，就必会有应被批评的一面，反之亦然。批评不会致人死命，作者通过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的思考，揭示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

古巴国家文学奖得主巴勃罗·阿曼多曾这样称赞巴尔加斯·略萨：“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小说家。”

略萨提倡“不妥协”的文学，主张“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其创作触角伸向广泛的社会现实，其锋芒直指独裁统治、教会的伪善与官僚们的结党营私、倾轧弄权。他善于发表言论，对国际大事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事务，往往积极阐明自己的看法，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认为当今的人们对现实社会有很多盲点，所以他要把它揭露出来。对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热心始终伴随着略萨的生活，他立场坚定、毫不妥协，甚至曾因为政治上的明显分歧与多年好友、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打出手。略萨还曾经于1990年参加竞选秘鲁总统，可惜在最后时刻被藤森击败。《游隼和鸽子》是作者在美国居住期间，以旁观者的眼光描摹阐析美国时政之作，观点鲜明，笔触冷静，尤其是“游隼”与“鸽子”的比喻极为贴切发人深思。

游隼是一种猎鸟，中型猛禽，体格强健，飞行速度极快，以捕捉其他鸟类为食。原先产于加拿大的哈得逊湾到美国南方的美洲游隼，已经在加拿大东北部和美国的东部地区消失。美洲游隼、欧亚游隼、阿拉斯加游隼等几中游隼都已被列入濒危动物名单。由于游隼可以进行人工饲养，因此在20世纪末人们制定了饲养游隼，然后把它们放归大自然的计划。全文开篇，作者就谈到了这个人工饲养计划，他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叙述自己住所周围一群群鸽子的悲惨遭遇：它们成为了挽救濒危物种的无辜牺牲品。对于游隼，虽然“不能说它们温柔可爱，但是它们有其果断、明确、冷漠、严肃和动人的地方”，作为猛禽它们显然比鸽子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与同情。

作者讲述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仅仅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在目前的美国，历史也有一定的象征性”，“游隼——就像保守党——正在把鸽子（自由党）取代。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种也包括宗教和伦理的精神状态。” 美国政治两百年来基本是两党政治。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正好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作者文中的“保守党”其所指即为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的美国共和党。在美国，保守主义一词是集合了众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称呼，包括了经济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同时支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对国际主义、并提倡地方州的权利。现代的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结合为一股政治意识形态，以回应20世纪初期以来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改变，在冷战中美国保守主义强调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并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展开一连串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对罗斯福以降的新政。同样，被驱逐被损害的鸽子就成了美国民主党的象征。

然而略萨并不认为“目前美国社会的保守倾向”有什么危险，因为无论如何历史“不可能往后跳”，更何况里根（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渴望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方面能够获得的，只有幻影”。而且“这个国家的制度”决定了任何一届政府都要“被迫对它的反对派妥协、让步、缓和自己的目标”，无可奈何地彼此共处。所以略萨认为里根的上台不可能对美国国内的其他社会活动造成冲击，而仅仅是带来政治类型的平庸化。“不幸的是对外国，美国的政策在那里发生着强烈的反应，它的政治家的过失和缺点在那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危地马拉》是一篇充满魔幻色彩的散文，阿斯图里亚斯用他那神秘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调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祖国。以一个国家的名字为题进行写作，这一行为首先就将我们抽离文字，带入了这片作者深爱的大地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但题目的庄严感很快就被作者所叙述的一系列神话传说般的事件所汇合同化：当木轮大车缓缓到来，迎接他们的旅店主人口中正讲着幽灵与鬼怪的故事，诅咒着抢小孩、吃马肉、跟魔鬼讲话的吉普赛人。当然这里也有着世俗的一面：住在中心广场附近的豪门望族同主教与市长关系密切，他们只有在教会节日分发食品时才和穷人们有所接触。这些都只是作者心中的危地马拉的冰山一角。

真正的危地马拉不是一个地理或国界上的危地马拉，而是一个由传统、记忆、历史与梦构成的绝大部分深埋在人们心理地层以下的危地马拉。“这座城市是在被埋入地下的、像多层楼房那样摞在一起的城市上建造的。那些城市一层压一层，城市压城市，简直像一本贴在石头上的图片集”。这些地下的“城市”是危地马拉的土壤、根系。地上的树木联结着现实与记忆的两个世界，它们“会呼吸埋在地下的城市居民呼吸的气体”，“为整个城市施加了巫术”。在城市的梦境中，会有一只梦妖悄然醒来，为人们“不断编织着故事”，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所有危地马拉人的故事。在帕伦克城，蜂鸟已经与公主们玩耍了三个昼夜；在科班城，“国王心中萌生了爱情”；在基里瓜城，热带的天气催促着万物的性欲；在蒂卡尔城，武士们正带着他们的家庭离开，“荒凉的街头游荡着迷路的鬼影和眼睛空空的幽灵。”然而，记忆不会只回荡在地下，它慢慢爬上了“通向西班牙城市的阶梯”，像“一位在模糊不清的物体上寻找道路的盲人”。在征服者的城市里没有了朴素原始的情感和古老传说的印记，殖民者的到来“把自然景色变凄凉了”。这里有的只是不祥的“卡斯蒂利亚马刺的响声”，“死板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烛光”，关着的门窗使人感到悲哀。然而，在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征服者的第三座城市”，“我”仍然要抑制不住的叫喊：“我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这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无论是深植于地下的城市，还是殖民者铁蹄踏过的街道，都会在作者每天的梦里回荡至永恒。

阿斯图里亚斯为我们编织了《危地马拉》，他就是文中反复提及的那个“不停地编织着故事的梦妖”。在这里，地上与地下、梦境与现实可以随意穿梭却又充满了隔阂。与世界的其它地域相比，拉丁美洲是如此奇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的印第安习俗、混杂的种族和宗教、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以及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奇妙的混合在一起。在外来人眼中不可能和不可解释的事物，在拉美人，尤其是拉美作家眼中都是平常普通的现实。这种现实为拉美的作家们提供了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然而拉美古老的历史与剧变的现实之间必然要出现隔阂，这种隔阂也是西方文化视野与拉美传统之间的对立关系，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和拉美世界之间的对立。这种挥之不去的“隔阂”意识产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对殖民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强烈反对，更产生于他对“我的家乡”的深深热爱，与其他很多拉美作家一样，这份复杂的感情将永远编织在他们的梦里！

公元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其作品深深植根于拉美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作家幼年时曾举家迁入内地，印第安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瑰丽的神话世界从此便充满了他的视野，在后来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以及美洲土著的神话传说也一直是其工作的重点。阿斯图里亚斯身上流淌着纯正的印第安血脉，他的作品永远指向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在《堂吉诃德主教》这篇文章中，作者借欧洲文学中广为人知的形象堂吉诃德来赞颂执着于“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天主教修士拉斯·卡萨斯。这里的唐吉诃德不是一个骑士小说中毒者，而是一个充满勇气与信念理想主义者，他拿起敌人所不齿的武器向着一个个高不可及的巨人冲锋，直到遍体鳞伤也没有屈服退让。这里的唐吉诃德不再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而是我们应致以崇高敬意的以宁为玉碎的理想来面对相约瓦全的世界的悲剧英雄。以西班牙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形象来抒写对西班牙殖民者和拉美“既得利益”者的抨击与反抗，而作为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人，拉斯·卡萨斯的信念和抗争又与前者笔下的唐吉诃德有着戏剧性的互文，这一切都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笔下。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是称霸欧洲的强大封建帝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被逐回北非，西班牙从地域到宗教都得到了统一；在王廷的资助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千多艘西班牙船只航行在世界各地；海洋冒险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兴盛，对美洲的掠夺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拉斯·卡萨斯和塞万提斯都出生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式的冒险生涯。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塞万提斯去了西印度群岛，与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直辖区擦肩而过，于是“关于美洲的未出版的鸿篇巨制对塞万提斯合上了”，他“带着对群岛和陆地的单纯怀念开始写《堂吉诃德》”。而拉斯·卡萨斯教士最终“在伊布埃纳斯海岸抛锚”，成为了“一位作为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进行战斗的主教”。

“不是塞万提斯，而是他的英雄人物的最悲哀最生动的化身”来到了危地马拉，没有罗西南特，没有桑乔，没有曼却大地，只有拉丁美洲，只有对印第安人施加的暴行，只有殖民政府的野蛮暴政，“在哪里能找到比美洲还多的不公正呢？”拉斯·卡萨斯立即投入了对“蹂躏、不公平、剥夺、毁灭、遍布那些领地的流离失所”的痛击，就像横托着长枪杀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他一次次的被击倒在地。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教会势力就是那巨大的风车，他们对为数不多的土著人毫无悲悯之心，“土著人的地位不是奴隶，而是连狗都不如的牲口”。然而，甚至都没有桑乔来搀扶摔倒在地的拉斯·卡萨斯教士，同行的教堂司事们“正全神贯注地数金钱和奉承主人”。拉斯·卡萨斯教士名誉扫地，“神圣的工作遭到拒绝”，因为站在他对面是“比巨人还高的巨人，永恒的巨人”——既得利益。他们试图用“与宫廷保持一致、稳定宗教、大家的利益和和平”来劝导他，用“精神失常”来指责他，用各种卑劣手段来暗害他，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拉斯·卡萨斯教士退缩。“我们的吉诃德捡起他的盾牌即他的祈祷书、他的长矛即他的念珠、他的护胸甲即他的长袍、拖着受伤的躯体、带着痛苦的心灵爬上马，又去战斗了。”

在殖民主义者眼中印第安人只是所谓的“劣等种族”，如果不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他们早就希望该死的、弗朗兹•法农所形容的“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从大地上消亡。然而，耶稣早就在传播对“邻人”的爱，殖民初期，一批执着于原始教义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当了最早为“他人”呐喊的荒原孤羊，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1550和1551年在宗主国西班牙本土的巴拉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涉及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就是拉斯•卡萨斯，另一方是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塞普尔维达。拉斯•卡萨斯的核心思想反映了两个划时代的突破：视各色人群具有统一的人性；从道德和法学上同等看待欧洲和美洲。这是对欧洲中心论最初的破坏。他留下的传世之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揭露了殖民者的杀戮行径，至今在西班牙遭到贬抑的。这就是阿斯图里亚斯在文章末尾提到的被投入烈火的危险的书。

“仿佛是上帝的安排”，拉斯·卡萨斯“代替塞万提斯来到了恰帕斯”，这位“新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主教”将他不朽的灵魂镌刻在了那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