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国家文学奖得主巴勃罗·阿曼多曾这样称赞巴尔加斯·略萨：“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小说家。”

略萨提倡“不妥协”的文学，主张“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其创作触角伸向广泛的社会现实，其锋芒直指独裁统治、教会的伪善与官僚们的结党营私、倾轧弄权。他善于发表言论，对国际大事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事务，往往积极阐明自己的看法，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认为当今的人们对现实社会有很多盲点，所以他要把它揭露出来。对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热心始终伴随着略萨的生活，他立场坚定、毫不妥协，甚至曾因为政治上的明显分歧与多年好友、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打出手。略萨还曾经于1990年参加竞选秘鲁总统，可惜在最后时刻被藤森击败。《游隼和鸽子》是作者在美国居住期间，以旁观者的眼光描摹阐析美国时政之作，观点鲜明，笔触冷静，尤其是“游隼”与“鸽子”的比喻极为贴切发人深思。

游隼是一种猎鸟，中型猛禽，体格强健，飞行速度极快，以捕捉其他鸟类为食。原先产于加拿大的哈得逊湾到美国南方的美洲游隼，已经在加拿大东北部和美国的东部地区消失。美洲游隼、欧亚游隼、阿拉斯加游隼等几中游隼都已被列入濒危动物名单。由于游隼可以进行人工饲养，因此在20世纪末人们制定了饲养游隼，然后把它们放归大自然的计划。全文开篇，作者就谈到了这个人工饲养计划，他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叙述自己住所周围一群群鸽子的悲惨遭遇：它们成为了挽救濒危物种的无辜牺牲品。对于游隼，虽然“不能说它们温柔可爱，但是它们有其果断、明确、冷漠、严肃和动人的地方”，作为猛禽它们显然比鸽子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与同情。

作者讲述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仅仅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在目前的美国，历史也有一定的象征性”，“游隼——就像保守党——正在把鸽子（自由党）取代。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种也包括宗教和伦理的精神状态。” 美国政治两百年来基本是两党政治。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正好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作者文中的“保守党”其所指即为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的美国共和党。在美国，保守主义一词是集合了众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称呼，包括了经济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同时支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对国际主义、并提倡地方州的权利。现代的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结合为一股政治意识形态，以回应20世纪初期以来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改变，在冷战中美国保守主义强调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并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展开一连串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对罗斯福以降的新政。同样，被驱逐被损害的鸽子就成了美国民主党的象征。

然而略萨并不认为“目前美国社会的保守倾向”有什么危险，因为无论如何历史“不可能往后跳”，更何况里根（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渴望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方面能够获得的，只有幻影”。而且“这个国家的制度”决定了任何一届政府都要“被迫对它的反对派妥协、让步、缓和自己的目标”，无可奈何地彼此共处。所以略萨认为里根的上台不可能对美国国内的其他社会活动造成冲击，而仅仅是带来政治类型的平庸化。“不幸的是对外国，美国的政策在那里发生着强烈的反应，它的政治家的过失和缺点在那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危地马拉》是一篇充满魔幻色彩的散文，阿斯图里亚斯用他那神秘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调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祖国。以一个国家的名字为题进行写作，这一行为首先就将我们抽离文字，带入了这片作者深爱的大地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但题目的庄严感很快就被作者所叙述的一系列神话传说般的事件所汇合同化：当木轮大车缓缓到来，迎接他们的旅店主人口中正讲着幽灵与鬼怪的故事，诅咒着抢小孩、吃马肉、跟魔鬼讲话的吉普赛人。当然这里也有着世俗的一面：住在中心广场附近的豪门望族同主教与市长关系密切，他们只有在教会节日分发食品时才和穷人们有所接触。这些都只是作者心中的危地马拉的冰山一角。

真正的危地马拉不是一个地理或国界上的危地马拉，而是一个由传统、记忆、历史与梦构成的绝大部分深埋在人们心理地层以下的危地马拉。“这座城市是在被埋入地下的、像多层楼房那样摞在一起的城市上建造的。那些城市一层压一层，城市压城市，简直像一本贴在石头上的图片集”。这些地下的“城市”是危地马拉的土壤、根系。地上的树木联结着现实与记忆的两个世界，它们“会呼吸埋在地下的城市居民呼吸的气体”，“为整个城市施加了巫术”。在城市的梦境中，会有一只梦妖悄然醒来，为人们“不断编织着故事”，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所有危地马拉人的故事。在帕伦克城，蜂鸟已经与公主们玩耍了三个昼夜；在科班城，“国王心中萌生了爱情”；在基里瓜城，热带的天气催促着万物的性欲；在蒂卡尔城，武士们正带着他们的家庭离开，“荒凉的街头游荡着迷路的鬼影和眼睛空空的幽灵。”然而，记忆不会只回荡在地下，它慢慢爬上了“通向西班牙城市的阶梯”，像“一位在模糊不清的物体上寻找道路的盲人”。在征服者的城市里没有了朴素原始的情感和古老传说的印记，殖民者的到来“把自然景色变凄凉了”。这里有的只是不祥的“卡斯蒂利亚马刺的响声”，“死板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烛光”，关着的门窗使人感到悲哀。然而，在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征服者的第三座城市”，“我”仍然要抑制不住的叫喊：“我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这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无论是深植于地下的城市，还是殖民者铁蹄踏过的街道，都会在作者每天的梦里回荡至永恒。

阿斯图里亚斯为我们编织了《危地马拉》，他就是文中反复提及的那个“不停地编织着故事的梦妖”。在这里，地上与地下、梦境与现实可以随意穿梭却又充满了隔阂。与世界的其它地域相比，拉丁美洲是如此奇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的印第安习俗、混杂的种族和宗教、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以及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奇妙的混合在一起。在外来人眼中不可能和不可解释的事物，在拉美人，尤其是拉美作家眼中都是平常普通的现实。这种现实为拉美的作家们提供了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然而拉美古老的历史与剧变的现实之间必然要出现隔阂，这种隔阂也是西方文化视野与拉美传统之间的对立关系，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和拉美世界之间的对立。这种挥之不去的“隔阂”意识产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对殖民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强烈反对，更产生于他对“我的家乡”的深深热爱，与其他很多拉美作家一样，这份复杂的感情将永远编织在他们的梦里！

公元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其作品深深植根于拉美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作家幼年时曾举家迁入内地，印第安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瑰丽的神话世界从此便充满了他的视野，在后来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以及美洲土著的神话传说也一直是其工作的重点。阿斯图里亚斯身上流淌着纯正的印第安血脉，他的作品永远指向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在《堂吉诃德主教》这篇文章中，作者借欧洲文学中广为人知的形象堂吉诃德来赞颂执着于“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天主教修士拉斯·卡萨斯。这里的唐吉诃德不是一个骑士小说中毒者，而是一个充满勇气与信念理想主义者，他拿起敌人所不齿的武器向着一个个高不可及的巨人冲锋，直到遍体鳞伤也没有屈服退让。这里的唐吉诃德不再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而是我们应致以崇高敬意的以宁为玉碎的理想来面对相约瓦全的世界的悲剧英雄。以西班牙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形象来抒写对西班牙殖民者和拉美“既得利益”者的抨击与反抗，而作为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人，拉斯·卡萨斯的信念和抗争又与前者笔下的唐吉诃德有着戏剧性的互文，这一切都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笔下。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是称霸欧洲的强大封建帝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被逐回北非，西班牙从地域到宗教都得到了统一；在王廷的资助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千多艘西班牙船只航行在世界各地；海洋冒险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兴盛，对美洲的掠夺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拉斯·卡萨斯和塞万提斯都出生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式的冒险生涯。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塞万提斯去了西印度群岛，与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直辖区擦肩而过，于是“关于美洲的未出版的鸿篇巨制对塞万提斯合上了”，他“带着对群岛和陆地的单纯怀念开始写《堂吉诃德》”。而拉斯·卡萨斯教士最终“在伊布埃纳斯海岸抛锚”，成为了“一位作为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进行战斗的主教”。

“不是塞万提斯，而是他的英雄人物的最悲哀最生动的化身”来到了危地马拉，没有罗西南特，没有桑乔，没有曼却大地，只有拉丁美洲，只有对印第安人施加的暴行，只有殖民政府的野蛮暴政，“在哪里能找到比美洲还多的不公正呢？”拉斯·卡萨斯立即投入了对“蹂躏、不公平、剥夺、毁灭、遍布那些领地的流离失所”的痛击，就像横托着长枪杀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他一次次的被击倒在地。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教会势力就是那巨大的风车，他们对为数不多的土著人毫无悲悯之心，“土著人的地位不是奴隶，而是连狗都不如的牲口”。然而，甚至都没有桑乔来搀扶摔倒在地的拉斯·卡萨斯教士，同行的教堂司事们“正全神贯注地数金钱和奉承主人”。拉斯·卡萨斯教士名誉扫地，“神圣的工作遭到拒绝”，因为站在他对面是“比巨人还高的巨人，永恒的巨人”——既得利益。他们试图用“与宫廷保持一致、稳定宗教、大家的利益和和平”来劝导他，用“精神失常”来指责他，用各种卑劣手段来暗害他，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拉斯·卡萨斯教士退缩。“我们的吉诃德捡起他的盾牌即他的祈祷书、他的长矛即他的念珠、他的护胸甲即他的长袍、拖着受伤的躯体、带着痛苦的心灵爬上马，又去战斗了。”

在殖民主义者眼中印第安人只是所谓的“劣等种族”，如果不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他们早就希望该死的、弗朗兹•法农所形容的“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从大地上消亡。然而，耶稣早就在传播对“邻人”的爱，殖民初期，一批执着于原始教义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当了最早为“他人”呐喊的荒原孤羊，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1550和1551年在宗主国西班牙本土的巴拉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涉及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就是拉斯•卡萨斯，另一方是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塞普尔维达。拉斯•卡萨斯的核心思想反映了两个划时代的突破：视各色人群具有统一的人性；从道德和法学上同等看待欧洲和美洲。这是对欧洲中心论最初的破坏。他留下的传世之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揭露了殖民者的杀戮行径，至今在西班牙遭到贬抑的。这就是阿斯图里亚斯在文章末尾提到的被投入烈火的危险的书。

“仿佛是上帝的安排”，拉斯·卡萨斯“代替塞万提斯来到了恰帕斯”，这位“新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主教”将他不朽的灵魂镌刻在了那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

济慈的夜莺

 

《夜莺颂》写于一八一九年四月，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代表作。当时这位才华横溢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已身患肺病，且病入膏肓，一天清晨，诗人坐在树下沉思，忽然听到夜莺引吭高歌，使他万感交集，神往不已。他急忙奔进屋去，提笔一气呵成了这篇濒死者的绝唱。就像博尔赫斯所说：“凡是经常读英国抒情诗的人，忘不掉济慈的《夜莺颂》”，作者的这篇散文也无意探讨这诗篇毋庸置疑的伟大，而是开门见山的将目光聚集在了其倒数第二节一组诗句留下的难题上。

    我们参照查良铮先生的译本将这一诗节再现：“永远不会死去，永生的鸟！/饥饿的世代不能将你践踏/你的声音，短暂的夜里被我聆听/遥远的过去国王和小丑也曾聆听/或许是同样的歌声曾飘进/路得忧伤的心里，让她流着泪/思恋家乡，站在异国的田野上；/这歌声，又多少次/牵动了迷幻的窗扉，被公主推开/在凶险的海浪上，在遗忘的仙岛上。” 作者不仅就莺声在空间上加以铺陈，更从时间上联想到遥远的过去，把莺声想象为一种贯穿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的声音，济慈带着濒死者的敏感，在肉体的折磨中向往永恒。

    博尔赫斯引用了英国新闻记者雪尼·柯尔文、桂冠诗人布里吉斯、文学批评家李维斯、文学教授加罗德和美国女诗人埃米·洛威尔的评论，并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否定。总体来讲，这些人在批评中错误的理解了济慈笔下的夜莺，将其理解为作者逻辑的错误或者不朽的森林女精灵德里亚德，并以此来解释诗中鸟儿的永生。而博尔赫斯认为，“这只个别的夜莺”与“所有夜莺之间”并不存在着矛盾，解答这一问题的钥匙在于“济慈从来没有读到过的”叔本华。《夜莺颂》完成后二十五年，叔本华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卷，并在第四十一章中，借去而又来的燕子和猫，论证了在某种情况下“一”就是“种类”，“而济慈的夜莺就是路得的夜莺”。从这里博尔赫斯解决了这一难题，“济慈也许不可能给‘原型’下一个定义”，但他却微妙的再现了古希腊的一种精神，再造了“柏拉图式的夜莺”。

然而，作者志在解读的并不是济慈的《夜莺颂》而是济慈的夜莺，于是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其性质与前一个完全不同”，那就是：为何（前面列举的）英国评论家们“没有做出这样明显的解释来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来自不列颠思想方法的某种要素。”

    “柯尔律治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分为亚里斯多德派和柏拉图派。后者认为阶级、秩序、种类都是现实，而前者认为都是概念。”博尔赫斯认为：“英国人的头脑肯定生来就是亚里斯多德派。对于这种头脑，现实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的个别；不是夜莺的种类，而是具体的夜莺。”所以，“在英国，不可能对《夜莺颂》有准确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作者对英国传统的指责或者轻蔑，他认为英国人“排斥种类”是由于他们觉得个别是独一无二的，“一种伦理的怀疑，而不是推理的无能，阻碍着他们像德国人那样趋向于抽象。”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但有自己创作的气质，也有自己批评的气质，但对于自己批评习惯的短处与局限性，却比自己创作天才的短处与局限性更容易忽略。批评观念的传统也是不自觉的含有历史印迹的，这种印迹中不仅有“过去”的过去性，还包含着“过去”的现存性，它不但使英国批评家在处理问题时带有当时当地的背景，更使他们所接受的影响——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的母体到本国文学的漫长传统——有了一个同时的存在。

博尔赫斯写作本文的意义与目的正在于借济慈的夜莺的歌声，唱出这一传统的存在。

秦始皇：用形式打败内容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一章，他的功勋与劣迹千百年来早已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尤其是修建长城与焚书坑儒，甚至在一定程度成为了秦始皇的代号。然而今天，当你读过了博尔赫斯的《长城和书》，会发现在那个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图书馆长用自己独特驳杂的思想，为这个中国皇帝的行动写下了别样的文字。

在博尔赫斯的眼中，修建长城与焚书这两个非同小可的行为，“不单是对普通使命的夸大或夸张”。作者为此列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对记忆的清洗——“秦始皇也许想通过废除整个过去来废除一件往事：他母亲的坏名声”；生和死——“空间上的长城和时间上的焚书大火是用来阻止死亡的巫术的障碍”；结局和起始——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企图再创造时间的起始”；建设与破坏——“他首先进行破坏，然后又无可奈何地保存；或者，他感到失望了，破坏掉了他以前保卫过的东西”；自觉的形式对内容的抵制——“秦始皇判罪的也许是那些留恋过去，而不喜欢像过去一样庞大、一样愚蠢、一样无用的工程”。然而，这些可能性趋近于无限。

当醉心于长城和书的联系的博尔赫斯把过去作为浩繁笨拙的镜子时，我们看到，世界的互文性便魔术般地进入到他那独特神秘的想象里。这里我们无须继续博尔赫斯的推理，世界的可能性是如此纷纭，以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心智的努力到达任何必要的解释，甚至可以把任何严肃重大的话题演变为一场纯粹的游戏。可以肯定的是，博尔赫斯推论的那些可能不始于秦始皇，也不可能到他那里终止，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难题，那就是对于形式的阐释，其内容往往抽离于虚构与真实的简单分野。

虚构的思想几乎在博尔赫斯所有的小说上都有所体现，当然，也表现在他关于文学和艺术世界本质的随笔中。在《论惠特曼》一文中作者写道：“一件虚假的事情可能本质上是实在的。”博尔赫斯以“虚假的”来说明常人所渴望得到的对一个人的绝对真实、客观、全面的描述的不可能性。多种可能、多种层面甚至是对错与善恶并存的状况才是真实的。虚构不仅仅是对常人思维逻辑的一种冲击，也是对已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挑战。

由于虚构的思想和真实性的思想紧密相连，所以从文体上讲，博尔赫斯的小说和散文随笔之间是缺乏明显界限的。也就是说，因为他认定虚构也是一种真实，所以在以真实为基本特点的散文写作中他也采用虚构的写法。在《长城和书》中，博尔赫斯对史书中的秦始皇就进行了这种虚构性解读。比如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是为了埋葬、销毁世人对他的淫荡母亲的叙述和记忆；而他之所以修建长城，则是为了维护一片清洁的意识形态领地。这也不是史学家能够认同的观点，而是出于小说家的虚构。基于这一点，博尔赫斯得出了结论：“一切形式都在其形式上而不在某种假定的‘内容’上具有其功能”，这种思想在最大限度上否定了阐释的意义，遂将“形式”这一概念认定为最终的“美学行为”。

何为“真正的骄傲”？

柳棋文

 

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很少考虑阅读方式这个因素，他们考虑最多的是阅读效果如何；也有很多作家也许连这个问题都不考虑，他们习惯读者的迁就，至于说读者是否迁就，那就是另当别论了。而胡里奥·科塔萨尔却喜欢把阅读当作游戏，其代表作《跳房子》就是部充满了游戏的色彩的小说，作者提供了两种阅读方式：第一种是顺序的从第1章读到56章结束；第二种是在顺序阅读前56章时，跳跃、穿插进后99章的内容，看起来就像那种“跳房子”游戏，小说的内容因此更为丰富，也更为庞杂。一种类似游戏的心态始终在影响着科塔萨尔的写作，使他在处理许多严肃题材时充满着荒诞性，比如这篇《真正的骄傲》中就时刻洋溢着黑色幽默的气息与象征味道。

“谁也不记得规定人们必须打扫干树叶的法律，但是我们确信谁也不会想到可以不收拾它；这样的事情由来已久，早在孩童时代开始受教育时就讲过了。其实，系鞋带或撑开伞的基本动作和从11月2日早晨9点开始扫干树叶的动作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作者在开篇就出手不凡，把打扫干树叶这种简单的清扫工作放到了无意识中养成的习惯这一高度来进行考察，阿根廷是拉美国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显然科塔萨尔对这个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阅读开始时就接到了暗示，这篇文章讨论的绝不仅仅是如何打扫干树叶的问题，作者的言语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象征维度。

作者接下来就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打扫干树叶或者到远方丛林中去捕蛇，从个人角度来讲都是传统习惯。整个镇子都被号召加入到这一“工业化”的大型运动中，小孩、成年人和老人各司其职，并有专门的卡片来对个人业绩进行考量。人们熟练的驯养埃及獴、喷洒蛇精来帮助工作，所有人都“处在一个一切都已确立和安排好的时代”，它的“正确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只有疯子才怀疑运动的用处和运动进行的方式”。而且这种大型的运动并没有使国家的生活发生混乱，人们在捕蛇时遇到的危险、对工作分配的私下议论都没有对运动发生影响，因为“既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习惯，就不应该是一个错误”。甚至当因远征而受难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不得不征用土地来扩大墓地的面积时，“我们从来也不怀疑”，“我国政府的宽宏大度是无限的”。驱使人们行动的根本力量其实只有一个——习惯——也就是作者在文中反复提及的“习惯”“传统”“惯常”“惯例”“如此自然”等等语汇的核心，这种习惯早已沉淀在人们的血液里，使人忽略了其制定之初的强制性因素，人们依循习惯而生活，却忘却了其中非义务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施加给人的影响。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以极其严肃认真的语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荒诞离奇的场景，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黑色幽默。至于作者的意图何在，每个读者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无须他人点拨与说教。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科塔萨尔对政治一直投以巨大的关注，更有甚于其前辈博尔赫斯。

自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出现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局面，1946年2月，正义运动领袖庇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提出了以“社会正义、政治主权、经济独立”为口号的“庇隆主义”。1955年9月，庇隆在三军叛乱中被推翻，领导叛乱的洛纳迪将军就任总统。同年11月，洛纳迪又被另一位军事领袖阿兰布鲁推翻，从那时起到1972年，阿根廷又先后更换了6任总统。直到1983年，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恢复宪制，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才使政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应当承认军人政府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阿根廷的民主政治建设，科塔萨尔绝对有理由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上的技巧拓展了他意识形态上的表达空间，《真正的骄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描绘出的象征式图景。正如文章题目所示，何为“真正的骄傲”？也许是对国家政治的忧患意识，也许是对社会规则的麻木顺从，也许正是一位民族知识分子对于脚下土地的一份热爱……

《卡夫卡及其先驱者》——博尔赫斯

柳棋文

卡夫卡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也是这样，也许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如此。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这篇文章中，博尔赫斯致力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出这名奥地利人在创作上的先驱，并得出了“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

在博尔赫斯为卡夫卡列举出的先驱中，有古希腊的芝诺、中国的韩愈、丹麦的克尔恺郭尔、英国的布朗宁、法国的布洛瓦和爱尔兰的邓尼萨。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指明卡夫卡通过广泛的阅读而接受了诸多的影响，而是挖掘出了这些先驱与卡夫卡之间一种灵魂上的相似。“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这里的“创造”带有着重新认识和再发现的含义，而绝非老图书馆长最为擅长的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虚构”。确实，文学史上有着太多这样的先例，无数的先驱为巨人的成长提供了养料，而他们的最终胜利也赋予了其先驱者更大的意义，比如莎士比亚和马洛。博尔赫斯很赞赏《神曲》中关于箭的比喻：但丁试图让读者感觉到离弦飞箭达到目标的速度，就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以强调事情发生的多么神速。卡夫卡也是具有神速的，不仅超越了箭靶，而且改变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博尔赫斯的小说和文论最大程度上的涉及了对艺术本体的不知疲倦的建设，在他的观点中，事物由它本身的一面变成两面，再变成多面，再变成并非此种事物，这样的推理实际上并非推理，因为它缺乏基本的推理逻辑，但这正是博尔赫斯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表现出的认识世界的形态。创造是从“多”到新的“一”的转化，是以一种方式对呈现的相关材料的感受；感受和转化蕴含了欲求和潜能的实现，包含了对过去的设定和对未来的设计。怀特海的“美学综合体”、克里丝蒂娃的“互文本性”、杰姆逊的“历史寓言化”的构想及其形成均是这一思想方式的体现。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诗意的形式：“最初我以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这些例子的每一处或多或少具有卡夫卡特色，但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

博尔赫斯还启示了我们：写作者创造了自己的先驱，那些先驱往往是由于后者的出现才重新得到重视。如果我们像博尔赫斯那么有信心的话，则可以为每一位作家在历史长河里找到他们的先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的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憾实际上永远也不会降临在作家身上。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主张卖淫合法化？

     李银河：合法化我不赞成。我比较赞赏的是“非罪化”，“卖淫非罪化”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处理，在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的一种交易行为，不管有没有钱参加进来，我们不认为它为罪，但是我们从道德的角度要谴责它。

 

     说得好。

     李银河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区分：“合法化”是用法律加以保障，有政府行为与强制性包含在内；而“非罪化”更多是把问题停留在道德层面。不能乱扣帽子就像不能乱摘帽子一样，危害祖国、背离人民、违法乱纪这些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合法的事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在何种制度之下，以一个“耻”字就轻松了结了，耻个鸟，当诛！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

 

     小山拉着咪咪的手站在马路中间，望着两侧极其相似的一坨坨商场，脑子里直发晕。他始终弄不明白商场的暖气为什么开得这么足，致使寒冬腊月的北风拍红了他的两腮，脊梁和胯下还一直汗涔涔的。咪咪这时皱起眉头，噘起嘴，一双大眼睛里就点燃了吵架的星火。小山小心地说：

 

 

      10月12日我说：“40级道士是县委书记儿子”，我错了，其实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儿子。

  详情：取缔网吧独家内幕 http://post.baidu.com/f?kz=139785365

      我祈祷千万别明天又说：“其实还是书记儿子，主任一直给养着呢……”

湖北宜昌市委书记痛斥官员为畏罪自杀干部送葬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6日06:53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记者 社惠) 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事发后，该局竟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组织30多辆车为其送葬。昨日，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这是对反腐问题的麻木！” 　　昨日，宜昌市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上，市委书记李佑才提到此事时说：“这个事是什么情况，应该说非常清楚。奇怪的是，夷陵区交通局却为他(吕传军)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糊里糊涂地为他讲生平，大讲其成绩，组织30多辆汽车送葬，100多人最后就餐，影响极坏。说明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对反腐问题麻木到什么程度，政治敏感性低到什么程度。” 　　据了解，夷陵区调查了相关情况，将处理有关人员。      以上为新闻照登，群众的评论和评论的群众总是最有智慧的，新郎网上的留言评论基本上说出了我全部的心声，也再一次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不麻木到什么程度，政治敏感性高到什么程度：     1.一人的死让众多的人逃脱，他们当然要为他送葬了     2.从法律上说死者生前还不是罪犯，死后更不是罪犯，宜昌市委书记一不讲人情，二不讲法律，决不是好书记，是在 搞政治，说不定他是最大的贪官         3.谁给交通局副局长配的枪?     4.牺牲我一个，幸福大家人。佩服佩服。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官员。         5.那位书记不要以此事做低级的炒作,这恰恰反映了书记的无知和卑劣!那有问题的副局长还只是在谈话阶段啊,连 犯罪嫌疑人都不是呢,他还是属于党内同志啊,尚未开除党籍和公职呢,同事怎么就不能为其送葬?出现此种情况 ,恰恰说明这人为人为官尚可,居然有如此多的领导同志不避险嫌自发去送他,那为书记应想想,换作他,还会有 如此场面么?不要为饶舌的弄奸小人所利用,书记!     6.毛主席教导我们：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 作的 ，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 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 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7.副局：大哥，我时运不济撞了枪口，为了大家，先走一步。       正局：兄弟，你顾全大局勇堵枪眼，我们有数，放心去吧。     8.不是麻木,       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与缅怀.       因为他的死换来他们的生.       擦干血迹,       掩埋尸体,       前腐后继!     9.如此有胆色,定要厚葬

     这轮欧洲联赛格外的热闹，但是热闹都不在球上，这样挺好，给看不看球的人都有的乐和。“超女纪念碑”不都塑成了吗？周笔不会唱和李宇叫春带领着广大人民走在娱乐奔小康的金光大道上，多好。中国娱乐的基础在于大众，广大人民群众都认可，都掏出手机发短信了，娱乐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一个人闷在家里孤独的看低成本独立电影，就不叫娱乐，叫装逼，别人还以为你在家看黄片呢。

 

     总导演佩雷斯在06-07赛季西甲第六轮马竞对维尔瓦的比赛中，为大家献上了一场好戏。先是反角维尔瓦队的比凯拉在马竞禁区内一个凌波跨步，在自己硕大的身躯直直拍在了草坪上，看得我心里一阵疼，不过男反的苦肉计也换来了一个使本队差强领先的点球。这边厢，著名艺术学院阿根廷制造的高材生加莱蒂也不甘示弱，在对方禁区里装小白兔，两腿一蹦结果没站稳，摔倒了，总导演可不干喽，硬是塞给马竞一个点球，要折磨一下托雷斯的心理素质。暖场之后，真正的少年英雄在最后时刻横空出世，他曾经是圣乔治，曾经是孙悟空，曾经是罗宾汉，曾经是波利瓦尔，现在，他就是——阿奎罗！只见那阿奎罗身披床单赤手空拳杀将过来，左手一记大力金刚掌直轰球门，霎时间，球门前是人仰马翻尸横遍野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斗大的一颗皮球骨碌碌滚入网窝……球进了！球进了！马拉多纳灵魂附体！……在总导演抱起球往回走的那一刻，马竞的球员们纷纷掀起了身上披着的床单，里面的球衣上写着“献给马克西”，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下场比赛的时候“马克西”后面要加上个“彼得洛夫”了。

 

    如果说本周有哪只球队比失去了双翼的马德里竞技更倒霉的话，那就是切尔西。雷丁雷丁，雷神之钉，连开两枪，两人毙命。英国这个岛国极端的两面性总是在适当不适当的时候暴露无遗。他们可以保守而绅士，也可以场内横行暴力场外滋生丑闻，而且将二者都做到了极致，就像最温婉的戴安娜死于最惨烈的车祸一样。对于所有的观众而言，欣赏暴力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一方面紧张刺激大呼过瘾，比如在看电影时，因为明知道它是假的；另一方面正常人又都有躲避暴力、恐惧暴力的本能反应，尤其发现有人在玩真的。这两种感觉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膜——那就是游戏性，在游戏性的语境里，可以爆人头，可以一片片的杀牛，可以把费多少血都统计成数字，但是这层膜绝对是不容被轻易打破的。用原子弹毁灭一座城市比用刀捅一个人要容易很多，因为轻轻按一下按钮并不会有腥热的鲜血喷在脸上。所以，我喜欢看两拨人在球场上打架，却不希望上个周末的事发生，这超越了底限（如果在这个世间苟活的我还有底限的话），2003年6月维维安·福死在联合会杯半决赛的球场上时，我确认了这一点。

 

    向这个荒诞、暴力、黑色幽默的周末致敬，是你让我们在球场以外也有的热闹。也向全天下所有断脚断退断脖子断头的同志致敬，是你们破坏了我们娱乐就是一切的美梦。 

    

墓地上的奇花异卉

——简述胡利奥·科塔萨尔与《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作家，生于比利时首部布鲁塞尔，父亲是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处的一名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家辗转瑞士和西班牙，并于1921年返回阿根廷。科塔萨尔1932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阿诺·阿科斯塔师范学校，三年后又学了文学。1939年到1945年先后在玻利瓦尔师范学校和市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乡村中学任教。这种乡村教师的生活固然使他与世隔绝，但却也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大量阅读各种世界文学名著，为其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1945年科塔萨尔回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受聘在阿根廷图书委员会工作。1951年移居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任译员，并于1984年在巴黎逝世。

    科塔萨尔是一名大器晚成的作家，尽管他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写作了一些诗歌，并发表了一个诗集，但他认为自己真正开始发表作品却是始于1948年出版的诗剧《诸王》。移居法国后，科塔萨尔一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一面坚持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兽笼》（1951）、《游戏的结局》（1956）、《秘密武器》（1959）、《克罗诺比奥人和法马人的故事》（1962）、《一切火都是火》（1966）；长篇小说《彩票》（1960）、《跳房子》（1963）、《武装60型》（1968）和《曼努埃尔记》（1973）和政论集《充满暴力与温柔的尼加拉瓜》。其中长篇小说《跳房子》更是在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造成了“火山爆发”的效果，一时间评论蜂起，有热情的赞扬，也有猛烈的抨击。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这部作品不仅成为他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更是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及感情的最强劲的百科全书。”

    《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是科塔萨尔晚年创作的一篇带有深刻评论性和反思性的优秀散文。作者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入手阐明了对文学作品的评论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时代、环境与特有的民族性。紧接着以犀利的笔触指出真正的文学“没有假期”，它们始终要以战斗姿态进行“提问”，直指人性和社会深处的种种问题。随后，科塔萨尔又以其祖国阿根廷文学为代表，深入分析了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创作的艰辛与希望所在，认为即使面临重重困难，文学都将达到其旅行的彼岸——真实。

    在文章的开篇，科塔萨尔就对一种传统的阅读方式提出了异议：“对待作品就常常像赞美或嗅一朵摘下来的花，并不十分关心原来的花株。”作者认为每一部作品都是其具体环境的产物，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开始并适应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文学阅读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更是“历史的独特反映，它们就像一种植物的花朵，这种植物不能不为人所知，因为它叫大地是民族、人民、存在和命运的根由。”这种文学观念变化的推动力正是上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在政治和民族上的解放。拉丁美洲的作家不再依靠输入的美学或“主义”，“而且逐渐清醒的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现实才是他们的现实”，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拉美作家完成了文化上的内转，开始了对于本民族未知领域的探询。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一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文学创作上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造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终于把拉丁美洲文学推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学爆炸”。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勃罗·聂鲁达等人都是这一“文学爆炸”的先驱与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科塔萨尔详细论述了他独特的批评观念——“没有假期的文学”。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说过去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读者在其真正的每天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休假，那么在今天的拉美，文学却是一种直接了解我们发生的事情、询问我们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当我们受到形势或消极因素阻拦时找到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的方式。”文学亲近社会现实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只谈文学而不谈其他就像将其置于手术室中一样，所以，我们的文学在动乱和遭受折磨的现实中，进行着它的战斗，读者应该“把文学视为比艺术享受或休息的时刻还重要的东西。”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经宣称：“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创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说，胡利奥·科塔萨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胡利奥·科塔萨尔出生在欧洲，后来又长期客居欧洲，但他一直关注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20世纪50年代他声援古巴革命，其后，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参加反独裁、反暴力的斗争；他在许多外国报刊上撰文抨击阿根廷军政府以及外国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他的作品也大多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生活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本土色彩。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阿根廷模式”中，作者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阿根廷为样本讲述了拉美文学的不懈抗争与伟大自尊。科塔萨尔同阿根廷本世纪四十年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受到了1930年9月的阿根廷政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劳松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和1916年开始的庇隆执政初期的多重冲击。在这段时间内，阿根廷国内政治动荡不安，文化气氛令人窒息，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迫害日益增加，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国外，科塔萨尔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移居法国的。此时的阿根廷文学“跟智利文学和乌拉圭文学一样，其处境也是绝望的。它是一种在流亡和迫害的沉默、疏远和死亡之间摇摆的文学。”然而即使在如此境遇下，“阿根廷的文学创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保持着很高的水平”，文学作为斗争的火种必将点亮暗夜。墓地上建起的伟大城市正是对“阿根廷模式”的一个绝妙隐喻，“技术上的胜利”绝对压制不住渴望自由的斗争，“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连同全体人民的尊严和权利”绝不会永远被埋葬在那墓地里，走出了地下的灵魂将像被惊醒的可怕噩梦，走进每一个人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达到真实”，这才是现实与文学最基础最普遍的关联。“作家和读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文学是一种历史因素，一种社会力量；伟大而美丽的怪诞就在于：文学越是文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越具有历史特点，越能够起作用。”

 

山西方山县委书记称关闭全城网吧不是惰政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2日15:57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太原十月十二日电 (张墨) 一则《山西方山县委书记关闭县城网吧引争议》的报道在中国引发强烈的反响，对方山县县委书记张国彪的做法可谓褒贬不一，但张国彪今天向媒体澄清：“我们不是不要网吧，而是不要不合法的网吧。今后开网吧，必须通过相关部门联合审查，要遵纪守法，否则还要被依法取缔。”       空话按：换句话说就是——以前开的网吧，没有通过相关部门联合审查，也不一定遵纪守法……没想到那边厢开网吧这么容易，还可以借着网吧的狗头从事违法乱纪，颠覆祖国的活动。 　　这起轰动中国的事件缘于方山县一个昔日网瘾少年今年三月给县委书记张国彪写的一信，诉说“自己由于定力不足，在同学带领下来到网吧，从此一发不可收，几乎每天到网吧打游戏、看电影和聊天，有时还偷家里的钱……”也就是这封信让铁腕县委书记张国彪揭起“网吧整治风暴”。       编这篇新闻稿的人肯定没深入生活调查过嘛叫真正的“网瘾少年”。他们根本想象不到4、5个昼夜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杀怪练级，以勇猛冲锋为荣，以自甘落后为耻的兽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哀痛和幸福，这个时候任何与长级无关的生理需求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浪费。如果这群连谁是国家主席都不一定知道的“网瘾少年”居然给以“铁腕”治县的书记写信，那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丫其实揍是个网托，是县委书记他儿子。 　　有消息说，方山县在取缔网吧之前，文化局就给县城里的网吧发出了停业或取缔的通知。方山县县委办公室三月十七日的一封会议纪要中写道：从三月十九日，由县联合检查组检查网吧。同样是在这个会议纪要里，明确议定：“今后核发关于经营网吧的有关营业证、《消防安全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必须由县委宣传部牵头，会同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集体研究会议决定，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发证。”      原来以前的证都是各部门擅自发的，弄不好就是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的三产，现在“县宣部”要来分一杯羹了。 　　经过一番地毯式检查，至今年五月，方山县的七个网吧全部关门歇业，方山县一下子成了中国绝无仅有的开通了网络却没有网吧的县城。在众多争议之声中，“不能把网吧一棍子打死”的声音压倒了赞誉。      统共7个网吧还要来“地毯式”，遭罪喽，估计网吧最后连烟灰缸里都没卫生死角了，彻底排除方山县网吧疑似恐怖主义基地的一切可能。于是，在众多争议声中，“要把网吧乱棍打死”的声音压倒了赞誉。 　　但是张国彪向媒体坦言：“我们取缔网吧是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条例来执行的，不是什么长官意志，更不是‘惰政’。不是我们方山不需要网吧，而是不允许违法违规的网吧毒害方山的孩子们。现在就可开网吧，但相关部门要对新申请开网吧者审查，手续齐全才可以开张。一经发现从业者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特别是有容留未成年的情况，我们要严惩不怠，还要重处”。(完)      但是张国彪向媒体坦言：“我们以前开设网吧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条例来执行的，不是什么人民意志，更不是‘勤政’。不是我们方山需要网吧，而是只允许合法合规的网吧毒害方山的大人们。……我们要严惩不怠，还要重处”。张书记慷慨激昂的发言引来了台下如潮的掌声，只是“严惩不怠”应为“严惩不贷”，而且“严惩不贷”就是“重处”的意思……（完）

搞好人，大换届。

 

小A说：我说好人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小B说：终于知道这拨人怎么上去的了。

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冲入大雨中用试管接回了无根之水，

放到显微镜下一看，我操，这么多微生物！

 

据说把人脸放大N倍，

能看到螨虫在荆棘丛中嬉戏。

 

上帝把地球放案子上来了个缩杆，

恐龙灭绝了。

     从前有这么个故事：

     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不幸撞到了蜘蛛网里，大胖蜘蛛爬过来就缠啊缠，想把小蜜蜂消灭掉。 

     小蜜蜂发奋一击，扎中了大胖蜘蛛像江爷爷一样的大胖肚皮。

     大胖蜘蛛周身不爽跌落下来，

     用尽最后力气爬到一块青苔上蹭了蹭，好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

     被人民的好医生华佗看到，发明了“青苔膏”。

    

     我们应该从中学到：

     1.如果你是根正苗红的劳动人民，千万不要落到专事布置陷阱的人织好的大网中。

     2.如果你是守株待兔的新贵族，也不可掉以轻心，办人前要踩好点儿。

 

 

作业里好多小孩写道：

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使中国的经济倒退了10年（也有说20年和100年的）……

我当时无可奈何的告诉小孩们：

发生在八十年代使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的那件事叫改革开放。

 

下课后又有小孩问：

刘少奇不是副主席吗？为嘛被双规了还搞人身虐待？

我当时急于脱身的说：

老头招惹道儿上的人了！

小孩悟了：

原来GCD就是黑社会啊！

我急忙捂住他的嘴：

错！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

 

我想：小孩这节课有收获……

    余为什么要说空话？

    因为余穷，买不起车；听说有洋大爷在泰达开了一爿店面叫“空中客车”，余心向往之。

    汝为什么不说实话？

    废话！要说实话余早入党了。

    空话怎么说？

    悟！所以人类的祖先叫“悟空”！

    操！太抽象了！

    余的同事小谭告诉余：“越抽象越值钱。”

   

    谭子曰：“我们教化学的办小班就不如教物理和数学的，人家泥嘛一个月好几万，我们就不行。因为数学和物理抽象，我们具体。”

    余叹曰：“我们语文更抽象，奈何？”

    谭子曰：“你们不能转化成国民生产总值！”

    余有叹曰：“呜呼！生产总值之瞎编者久矣！”

    谭子亦叹曰：“越抽象越值钱！”

    余心有戚戚焉：奈何。原来余等长得不够抽象。奈何。

  

    是为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