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舊事如飛煙，

四海歌哭動地天。

精魄何曾逐流去，

神思長存松柏邊。

不似步兵空嘔血，

朽掛長劍荒塚間。

自有愁腸消杯酒，

由它禿筆急就篇。

民生多艱三閭泣，

主僕倒懸梨洲言。

萬古雲霄誰羽化？

歲歲年年托杜鵑。

《废墟》是印度散文家勒库维尔·辛赫笔下一篇饱含深情的作品，他用如诗如画的笔调穿越历史千年，带我们走近了伟大的莫卧儿帝国、走近了亚格拉、走近了泰姬陵。文中字字浸含热泪，伟大的悲悯与爱不舍如缕，让人读来感慨良多、不忍弃卷。

在辛赫笔下，废墟并不意味着荒芜，它们是历史生动的再现，是像朱木拿河一样鲜活流淌的故事。它们有思想、有性格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都会寂静的诉说。它们站立在今天，人事皆非的今天，它们的生活只有回忆。白天与黑夜，一边是今天参观者熙攘的足迹，一边是昔日宏伟王宫的欢笑与忧郁；“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幻；一边是现在，一边是过去。时间只隔短暂的瞬间，却有数千年的差距。”废墟是虚无的，也是实在的，漫步其上我们就触摸着千古的辉煌，这是一扇门，走进去就是浩渺长河写就的一本无边无崖的大书。这座“废墟”的中心就是伟大的泰姬陵——沙·贾汗与爱妃得以合葬之处，作者徜徉于墙壁斑驳、一派荒凉景色的阿格拉堡，时隔千年仍令人唏嘘不已。于是辛赫让他的悲古情怀再次漫溢：“莫卧尔帝国瓦解了，……被破坏了的人的爱情的陵墓，莫卧尔帝国伤残的青春的纪念碑泰姬陵，今天还在用自己的眼泪和叹息来滋润亚格拉的空气”，“阿格拉堡……那些不平静的灵魂，今天还在那失去了昔日宏伟光辉的废墟游荡，整夜哭泣……”此时此刻，言语所能表达的赞叹已经到了它的尽头，唯有诗人泰戈尔充满柔情与挚爱的诗篇或者可以描述这些美丽的感动：

沙·贾汗，你宁愿听任皇权消失，却希望使一滴爱的泪珠永存。/岁月无情，它毫不怜悯人的心灵，它嘲笑心灵因不肯忘却而徒劳挣扎。/沙·贾汗，你用美诱惑它，使它着迷而被俘，你给无形的死神戴上了永不凋谢的形象的王冠。/静夜无声，你在情人耳边倾诉的悄悄私语已经镌刻在永恒沉默的白石上。/尽管帝国皇权已经化为齑粉，历史已经湮没无闻，而那白色的大理石却依然向满天的繁星叹息说：“我记得！”/“我记得！”——然而生命却忘却了。因为生命必须奔赴永恒的征召，她轻装启程，把一切记忆留有孤独凄凉的美的形象里。

    “生活只是一个谜，但比它更难理解的是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嘲弄着人类的生活，在人们深后以难于预料的法则来品评每一个“灵魂接触过的东西”，“与死去的人有关的砖头、石头和对他的纪念的残骸承受着他的罪过或者功德。”这就是废墟的命运，他的生命远比建造者久远，久远到足以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品评。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人类认识历史和回顾过去的桥梁——也许这就是废墟留给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难怪作者在全文的结尾要写道：“建造这个帝国的人完了，子嗣也没有了。一切都毁灭了。荣誉、繁华、权势，一切都消失了。对莫卧儿帝国的那些伟大皇帝们的记忆——那些残存的记忆，散布在各处陈旧的废墟……这一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风化，一直在忍受着雨水、石头、寒冷和炎热的袭击……亚格拉的废墟正在为这一切忏悔。谁知道这种忏悔何时才能结束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同样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华夏大陆上，无数咏怀古迹的篇章写满了诗墙，这也许是人类文化精髓又一次遥远的关照吧。

他的才华初露于1870年发表的两首诗中，他被公认为最主要的罗马尼亚现代诗人，他的思想沉浸在罗马尼亚中世纪的光辉历史和民间传说中，他就是埃米内斯库！他的语言异常简洁明快、寓意深刻，他几乎影响了同时代和后来的每一位罗马尼亚作家。在黑海之滨，在古城雅西，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到处都在传诵他的作品，他是一个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埃米内斯库！

《两代人》是一篇思考国家与社会命运的优秀作品，埃米内斯库以深刻的思考、锋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发表了自己对于罗马尼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如何正确借鉴、吸收法国社会政治思想，并引为己国之用，成了作者笔下的重中之重。

“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不存在永恒的社会真理。”作者开篇就从理论高度指出，除了“能够触动人类心灵的真正艺术”以外，“那些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潮不可能是一成不变、防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倡导者出于多么善良的用意、引进的制度多么完善，“只要它不符合我国的情况，你就将把整个社会葬送掉。”这一真知灼见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得以验证，毕竟“任何事物都不是偶像，而是活的有机体，对待它们就应该像对待有机体那样。”如同医治病人要对症下药，医治一个千疮百孔亟待治疗的社会，同样也要选择合适的药材。至于那些兜售“包治百病”药方的人，我们只能称其为“江湖骗子”。

19世纪后期的罗马尼亚，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于是许多人急于开出药方“为罗马尼亚民族医治疾病”。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彻欧洲，在这片东欧土地上也受到了人们热情地欢迎。然而，面对这种声音，埃米内斯库并没有简单的随声附和，而是在深入思考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许这些丸丹膏散在特定的场合对待特定的事物是有益的，可它却医治不了我们的疾病。”包治百病的药方、永恒真理般的准则是不存在的。罗马尼亚不是法国。作者详细比较了两个国家在财政、税收、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用事实说话，印证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埃米内斯库开始着重分析这一新思潮的介入，给罗马尼亚民族精神状况带来的影响。以“自由、平等、博爱”自我彪炳的自由党人对代表了民族传统的“老一代人”开始了摧残。这些留洋归来的“优秀子弟”很多都是老一代人自掏腰包送出国读书的，以作者看，“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养痈遗患的事。”何出此言？作者理由如下：首先，“那些青年去的是一个社会生活病态的国家。”埃米内斯库对法国的现代文明大加贬斥，认为那里“香水、糖水、扁桃水、毒药水随处可见，就是没有泉水。”第二，“在那里，我们的年轻人不是学习实用的东西，……而几乎是一股脑儿地全都扑到政治上，试图找到治国富民的妙方”。他们带着空想与狂热，就“纷纷回归故里妄图治理国政了。”第三、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认清祖国的历史与现状，“他们属于一个穷国，但却沾染了法国富有的中产阶级的许多陋习。”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些盲目西化的年轻人“对祖辈的传统和美德极为不恭”，而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就一概予以否定。”“他们是罗马尼亚人，但是他们缺乏民族史观，他们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唯一联系只是那块出生地，而绝不是语言、习俗和观察事物的方式。”

中华民族在刚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民族感情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奉为至善至美的绝对的文化神话，同时也不应给西方文化以至善至美性。无论民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实际上都是偏至的文化。一方面，它们都是有局限性的、片面的、有缺陷的文化，不能把它们理想化、绝对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任何文化，它的价值与偏至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要有一种宽容，如果尽用“万能”来衡量，一旦发现有缺陷，就很容易轻率地否认这个文化。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彼此平等的比较中，既互相吸收补充，又互相拒斥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埃米内斯库在《两代人》中批判的一些年轻人，“认为世界上可能存在绝对真理”，这往往是一个民族悲剧的开始。

《喜悦的能力》是一篇细腻优美的哲理散文，篇幅虽短小然而意蕴深远。作者蒙太古以文笔典雅考究而著称于英国文坛，本文堪称个中代表。

作者在开篇就为“喜悦的能力”做出了注释：我们之所以“对一件事物，乃至对每件事物、件件事物”感到喜悦，“并非因为此物是达到某种别的目的的手段，而只是由于它的本身”。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领悟了真正的喜悦是不会夹杂丝毫功利目的的，它是一种最原始最纯真的快乐。所以，作者才说这种能力“在儿童与艺术家是得来自然的”。因为只有儿童和真正的艺术家才具备（或者说保留下了）这种以人类最初的目光看待世界的方式。

蒙太古在文中提到：“一个心智上完全健全的儿童也许会把他的手放在夏天的草地上，摸摸它，觉得坚实的大地也有点弹性，因而内心感到欣喜。他倒没有考虑到这草地对人们玩游戏或用来喂羊会有多大好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心只图钱财的那种求婚者的行径了。”儿童的眼光和行为是真正未受污染且不加修饰的，所以他们才能从各种各样平凡的事物中获得喜悦。可曾记得我们小时候发现了雨后树下的蜗牛会惊喜得连心都紧缩起来？童年逝去了，可有关蜗牛的记忆却留存下来，和童年时光一起逝去的还有那感激一切喜悦的能力。我们应当尊重那些看到彩色玻璃都能现出会心微笑的人。这样的玻璃总是在柏油路上闪闪发光。大人们常常问：为什么孩子要挣脱大人的手，退回到走过的路上去？这全都因为大人们没有向地上看一眼，那儿或许躺着一块红色的玻璃，是那种罕见的发紫罗兰色的红玻璃。“一个初来伊甸正在左顾右盼的亚当的喜悦，正是一个正常儿童在做个什么或看个什么时所感到的喜悦。”

那么艺术家呢，他们是否也能拥有如此伟大而又平凡的双眼？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小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朋友写信：“我拼命工作，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却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按时看日出。”将我骤然惊醒！一位以“面壁写书”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惜时如金的写作者，却将这极为寻常的晨曦之降视作挚友，毕生不舍！这种行为无法用目的论来加以解释，在“最高幸福的照耀之下”，喜悦本身就是目的。

如果喜悦的能力可以学得的话，蒙太古建议将“这种创造性的能力推而广之到知识、智慧与崇高的一切可能中去。而三者又都将以它为其起点、条件或原材料。”

人缘，是指个体跟周围人的良好关系。在克拉顿—布罗克的《论人缘》中，他想探讨的却绝不仅仅是这些。作者在文章开篇将人缘分为两种：亲密的人缘和广结的人缘。两种“人缘”在适用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一位享有亲密人缘的人总受到所有熟识他的人喜欢。一位广结人缘的人以某种方法，在不认识他的人当中顺利传播着对自身的一种美好的看法。”作者对二者的褒贬，早已蕴含其中，他指出：“享有广结人缘的人，在近处往往受到人们的厌恶。”

那么“亲密的人缘”为何应受到褒奖呢？因为它是“某种德行的凭证。”一个人可能有许多的缺点甚至恶习，可是仍然会有很多人喜欢他，原因只有一点，就是他的处事方式能够使人高兴。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他自身也喜欢和别人交往。这意味着他甘愿喜欢他们，而不是厌恶他们。”这一类人在天性上必然是乐观的，而我们往往喜欢乐观的人远远胜过那些沮丧的人。乐观是一种情绪，他能让人充满活力，并随时准备将这种活力分享给他人。正像作者所说的：“不为什么特殊的原因而喜欢人，总比毫无理由地厌恶他们为好，使他们快乐总比使他们痛苦为好。”这种友谊即使不够深厚，至少也是真诚、豁达的。即使不能为人上刀山下火海，至少也愿意做一件对人有利而不是不利的事。这就是“亲密人缘”何以让人亲密的秘诀。

作者认为，要想获得亲密的人缘，“首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评判。”就像《马太福音》启示我们的那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一个总喜欢评判他人的人，经常会使人厌恶。即使他的地位很高值得尊敬，人们也会热切地寻找他的缺点，仿佛将从中发现很有价值的科学规律一样。克拉顿—布罗克在这里列举了两位英国同胞为例——卡莱尔和兰姆。卡莱尔在世时经常评判所有的人，使世人都感到畏惧，然而在后世的评论者面前，他也受到了“比应受的更为严厉的评判”，而曾经遭到卡莱尔轻蔑的兰姆却受到了“比应受的更大的称颂”。因为兰姆从来不评判别人，“相反的却很喜欢人类的交往。”因为，“我们渴望对方所给予的不是正义……而是爱好。”和善的性情是拥有亲密人缘最重要的基础。

“有许多卑微的人就因为这些理由而人缘很好”，然而作者想重点讨论的却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他们的人缘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是否还能保持这种和善的性情，这种不任意评判的作风，这种乐于与人交往的个性呢？对此作者并不乐观。“他们轻易地便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对他们是一种危险的诱惑。”成功的人心中往往会有一种不安的意识，害怕全世界会突然联合起来将他打倒，担心舆论的风向会突然做出改变，于是他们走到哪都广交朋友，以此来希望自己不要被不知道的敌人所战胜。这种社交能力的大发扬，的确可以使人越来越显赫，但其消极影响却更大。染上了弄虚作假的坏习惯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了如何使自己更讨人喜欢上。“不问他是律师、艺术家、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当他取得卓越成就后……如果他花上一半的时间去使自己讨人喜欢，那么他就会更关心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争取在社交中也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这种“斯文的常规”过于明显而不会给人带来什么真正的喜悦。所以，不可避免的，这就成为了广结的人缘的典型。作者认为这种人缘本身并不值得享有，它永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它是一种个人的宣传，和别种宣传同样危险。”

还是以作家为例，作者指出了这两种人缘明显的不同。在人缘上受益的伟大作家与他所有的读者保持着一种“亲密的人缘”，他们的作品在被人们阅读和欣赏时，往往受到超出其优点的好评，“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表达出了对人类的一种自然爱好，因为他们自己喜欢人类，而不是批判人类。”作者认为其中的代表就是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大仲马、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他们的作品能给人以快乐。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许比不上福楼拜，但是作者相信他的忠实读者远比福楼拜要多，因为“福楼拜总在发表批判和厌恶的意见，而且总不知不觉地满腔都是怨恨，就像大仲马不知不觉地满心都是欢乐那样。”这些作家凭借一种真正的优点，赢得了“亲密的人缘”，甚至他们为数不少的过失都因此获得了宽恕，那就是“他们爱得很广”。作者结合了自己的阅读体验：“狄更斯的缺点非常之多，可是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发觉自己把眼睛避开它们……因为我从阅读他的作品中获得了那么多的乐趣，阅读他的作品使我快乐……我觉得他甚至连我也会喜欢。”与之相对的，作者认为诸如福楼拜这样的作家会站在他们所有的作品背后，对人类做出无情的、恶意的批判，而任何人都没有随意批判他人的权利。

有些作家（或其他知名人物）享有“广结的人缘”却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备着什么优点，而是因为他们想方设法以某种方式传播着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公众中散播一个关于他们自己的见解”。而“公众太无知、太忙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可是又热切地想要找出一位英雄人物来”。人类总是渴望崇拜某一位英雄。这些英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做着徒有其表的事，把精力全部耗费在自我宣传上。就像那种把所有钱都花在广告上，却没有留下一点儿去提高产品质量的商人一样。他们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有害的，地位越高害处越大，甚至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罪犯”。作者的真正意图在这里显现出来，作为资深的社会活动家，他将矛头直指社会上的种种痼疾与隐患，从人所熟知的“人缘”关系入手，谈到了社会上层的众生百态，在倡导以平和乐观的心态对待他人的同时，也启发着我们透过宣传的虚假外衣，锻炼出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