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亦可致人死命》，尤素福·伊德里斯为他的散文起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标题。虽然过度的赞誉不利于进步这个道理尽人皆知，但“致人死命”的严重结局还是会将我们深深吸引，作者起笔就巧妙地设下悬念，使人急探究竟。

“表扬”如何致人死命？这样的想法原自伊德里斯的一段亲身经历：数年前，当作者还是卫生局的医生时，他曾经表扬过一位出色的司机——阿斐斐大叔，“他是开罗速度最快的司机”。从此之后，阿斐斐大叔的车速越来越快，并将旁人的劝告都当成了对自己怀疑，试图以更快的速度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终于有一天事故发生了，阿斐斐大叔驾驶的福特车与一台压路机猛烈相撞，作者被抛到了压路机前，死里逃生。“教训是残酷的。”这个小故事给伊德里斯上了难忘的一课，使他明了了语言的“危险性”，任何一个小小的赞词都可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时使人去获得的成功，“有时也会推动他坠落深渊”。更深一层的思考是，这个事故的根源在于“骄傲”，而作者认为“骄傲不是从自身内部涌现出来的”，而是来自外部，来自周围人们赞扬的话语，这就是“表扬”可以致人死命的原因。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在两种矛盾对立的力量影响下运动向前的。”比如：自信与缺乏自信；对自己满意与对自己愤怒；感到自己正确与感到自己错误。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使人画出自己生命的轨迹。然而持续不断的赞美，“仅仅由自一个方面的推动力，使人运动轨迹出现偏斜”，如果任其愈加严重，最终只会形成一个“围绕着自己运动的无端之环”，以至于人们“不再为达到更好和补足残缺而烦恼了”。“如此，骄傲便是终点，便是停止”，赞誉最终成了击倒人的“毒酒”。

作者对这种现象有着心理学上的推断与哲学性的思考。人们最初听到赞誉时，并未感到有何危险，但不久这就会成为一种嗜好，对赞扬的话语产生依赖。甚至明知其虚伪，人们还是觉得需要它，以至于去做不可能的事以获得赞誉。“也许是为了感觉自己在运动，也许是为了麻痹自己，使之失去内心深层的感受”，无论如何，这杯“毒酒”都是自己喝下的。而真正的进步，是需要矛盾与否定的。“为了使这个人持续向前运动，必须对他说另一种话，从另一方面推动他的话，批评他的话。”“因为人并不是单独运动，他是在一个集体中运动的。”集体对于个体的影响与作用不言而喻，周遭的一切环境，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对个人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每个个体也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优点与缺点永远都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共存。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既然有值得赞扬的一面，就必会有应被批评的一面，反之亦然。批评不会致人死命，作者通过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的思考，揭示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

古巴国家文学奖得主巴勃罗·阿曼多曾这样称赞巴尔加斯·略萨：“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小说家。”

略萨提倡“不妥协”的文学，主张“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其创作触角伸向广泛的社会现实，其锋芒直指独裁统治、教会的伪善与官僚们的结党营私、倾轧弄权。他善于发表言论，对国际大事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事务，往往积极阐明自己的看法，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认为当今的人们对现实社会有很多盲点，所以他要把它揭露出来。对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热心始终伴随着略萨的生活，他立场坚定、毫不妥协，甚至曾因为政治上的明显分歧与多年好友、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打出手。略萨还曾经于1990年参加竞选秘鲁总统，可惜在最后时刻被藤森击败。《游隼和鸽子》是作者在美国居住期间，以旁观者的眼光描摹阐析美国时政之作，观点鲜明，笔触冷静，尤其是“游隼”与“鸽子”的比喻极为贴切发人深思。

游隼是一种猎鸟，中型猛禽，体格强健，飞行速度极快，以捕捉其他鸟类为食。原先产于加拿大的哈得逊湾到美国南方的美洲游隼，已经在加拿大东北部和美国的东部地区消失。美洲游隼、欧亚游隼、阿拉斯加游隼等几中游隼都已被列入濒危动物名单。由于游隼可以进行人工饲养，因此在20世纪末人们制定了饲养游隼，然后把它们放归大自然的计划。全文开篇，作者就谈到了这个人工饲养计划，他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叙述自己住所周围一群群鸽子的悲惨遭遇：它们成为了挽救濒危物种的无辜牺牲品。对于游隼，虽然“不能说它们温柔可爱，但是它们有其果断、明确、冷漠、严肃和动人的地方”，作为猛禽它们显然比鸽子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与同情。

作者讲述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仅仅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在目前的美国，历史也有一定的象征性”，“游隼——就像保守党——正在把鸽子（自由党）取代。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种也包括宗教和伦理的精神状态。” 美国政治两百年来基本是两党政治。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正好存在着一个相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作者文中的“保守党”其所指即为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的美国共和党。在美国，保守主义一词是集合了众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称呼，包括了经济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同时支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对国际主义、并提倡地方州的权利。现代的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结合为一股政治意识形态，以回应20世纪初期以来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改变，在冷战中美国保守主义强调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并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展开一连串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对罗斯福以降的新政。同样，被驱逐被损害的鸽子就成了美国民主党的象征。

然而略萨并不认为“目前美国社会的保守倾向”有什么危险，因为无论如何历史“不可能往后跳”，更何况里根（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渴望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方面能够获得的，只有幻影”。而且“这个国家的制度”决定了任何一届政府都要“被迫对它的反对派妥协、让步、缓和自己的目标”，无可奈何地彼此共处。所以略萨认为里根的上台不可能对美国国内的其他社会活动造成冲击，而仅仅是带来政治类型的平庸化。“不幸的是对外国，美国的政策在那里发生着强烈的反应，它的政治家的过失和缺点在那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危地马拉》是一篇充满魔幻色彩的散文，阿斯图里亚斯用他那神秘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调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祖国。以一个国家的名字为题进行写作，这一行为首先就将我们抽离文字，带入了这片作者深爱的大地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但题目的庄严感很快就被作者所叙述的一系列神话传说般的事件所汇合同化：当木轮大车缓缓到来，迎接他们的旅店主人口中正讲着幽灵与鬼怪的故事，诅咒着抢小孩、吃马肉、跟魔鬼讲话的吉普赛人。当然这里也有着世俗的一面：住在中心广场附近的豪门望族同主教与市长关系密切，他们只有在教会节日分发食品时才和穷人们有所接触。这些都只是作者心中的危地马拉的冰山一角。

真正的危地马拉不是一个地理或国界上的危地马拉，而是一个由传统、记忆、历史与梦构成的绝大部分深埋在人们心理地层以下的危地马拉。“这座城市是在被埋入地下的、像多层楼房那样摞在一起的城市上建造的。那些城市一层压一层，城市压城市，简直像一本贴在石头上的图片集”。这些地下的“城市”是危地马拉的土壤、根系。地上的树木联结着现实与记忆的两个世界，它们“会呼吸埋在地下的城市居民呼吸的气体”，“为整个城市施加了巫术”。在城市的梦境中，会有一只梦妖悄然醒来，为人们“不断编织着故事”，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所有危地马拉人的故事。在帕伦克城，蜂鸟已经与公主们玩耍了三个昼夜；在科班城，“国王心中萌生了爱情”；在基里瓜城，热带的天气催促着万物的性欲；在蒂卡尔城，武士们正带着他们的家庭离开，“荒凉的街头游荡着迷路的鬼影和眼睛空空的幽灵。”然而，记忆不会只回荡在地下，它慢慢爬上了“通向西班牙城市的阶梯”，像“一位在模糊不清的物体上寻找道路的盲人”。在征服者的城市里没有了朴素原始的情感和古老传说的印记，殖民者的到来“把自然景色变凄凉了”。这里有的只是不祥的“卡斯蒂利亚马刺的响声”，“死板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烛光”，关着的门窗使人感到悲哀。然而，在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征服者的第三座城市”，“我”仍然要抑制不住的叫喊：“我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这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无论是深植于地下的城市，还是殖民者铁蹄踏过的街道，都会在作者每天的梦里回荡至永恒。

阿斯图里亚斯为我们编织了《危地马拉》，他就是文中反复提及的那个“不停地编织着故事的梦妖”。在这里，地上与地下、梦境与现实可以随意穿梭却又充满了隔阂。与世界的其它地域相比，拉丁美洲是如此奇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历史悠久的古代神话、原始古朴的印第安习俗、混杂的种族和宗教、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现代时髦的都市文明，以及激烈动荡的政局，所有这些因素都奇妙的混合在一起。在外来人眼中不可能和不可解释的事物，在拉美人，尤其是拉美作家眼中都是平常普通的现实。这种现实为拉美的作家们提供了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然而拉美古老的历史与剧变的现实之间必然要出现隔阂，这种隔阂也是西方文化视野与拉美传统之间的对立关系，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和拉美世界之间的对立。这种挥之不去的“隔阂”意识产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对殖民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强烈反对，更产生于他对“我的家乡”的深深热爱，与其他很多拉美作家一样，这份复杂的感情将永远编织在他们的梦里！

公元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其作品深深植根于拉美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作家幼年时曾举家迁入内地，印第安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瑰丽的神话世界从此便充满了他的视野，在后来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以及美洲土著的神话传说也一直是其工作的重点。阿斯图里亚斯身上流淌着纯正的印第安血脉，他的作品永远指向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在《堂吉诃德主教》这篇文章中，作者借欧洲文学中广为人知的形象堂吉诃德来赞颂执着于“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天主教修士拉斯·卡萨斯。这里的唐吉诃德不是一个骑士小说中毒者，而是一个充满勇气与信念理想主义者，他拿起敌人所不齿的武器向着一个个高不可及的巨人冲锋，直到遍体鳞伤也没有屈服退让。这里的唐吉诃德不再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而是我们应致以崇高敬意的以宁为玉碎的理想来面对相约瓦全的世界的悲剧英雄。以西班牙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形象来抒写对西班牙殖民者和拉美“既得利益”者的抨击与反抗，而作为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人，拉斯·卡萨斯的信念和抗争又与前者笔下的唐吉诃德有着戏剧性的互文，这一切都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笔下。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是称霸欧洲的强大封建帝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被逐回北非，西班牙从地域到宗教都得到了统一；在王廷的资助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千多艘西班牙船只航行在世界各地；海洋冒险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兴盛，对美洲的掠夺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拉斯·卡萨斯和塞万提斯都出生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式的冒险生涯。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塞万提斯去了西印度群岛，与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直辖区擦肩而过，于是“关于美洲的未出版的鸿篇巨制对塞万提斯合上了”，他“带着对群岛和陆地的单纯怀念开始写《堂吉诃德》”。而拉斯·卡萨斯教士最终“在伊布埃纳斯海岸抛锚”，成为了“一位作为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进行战斗的主教”。

“不是塞万提斯，而是他的英雄人物的最悲哀最生动的化身”来到了危地马拉，没有罗西南特，没有桑乔，没有曼却大地，只有拉丁美洲，只有对印第安人施加的暴行，只有殖民政府的野蛮暴政，“在哪里能找到比美洲还多的不公正呢？”拉斯·卡萨斯立即投入了对“蹂躏、不公平、剥夺、毁灭、遍布那些领地的流离失所”的痛击，就像横托着长枪杀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他一次次的被击倒在地。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教会势力就是那巨大的风车，他们对为数不多的土著人毫无悲悯之心，“土著人的地位不是奴隶，而是连狗都不如的牲口”。然而，甚至都没有桑乔来搀扶摔倒在地的拉斯·卡萨斯教士，同行的教堂司事们“正全神贯注地数金钱和奉承主人”。拉斯·卡萨斯教士名誉扫地，“神圣的工作遭到拒绝”，因为站在他对面是“比巨人还高的巨人，永恒的巨人”——既得利益。他们试图用“与宫廷保持一致、稳定宗教、大家的利益和和平”来劝导他，用“精神失常”来指责他，用各种卑劣手段来暗害他，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拉斯·卡萨斯教士退缩。“我们的吉诃德捡起他的盾牌即他的祈祷书、他的长矛即他的念珠、他的护胸甲即他的长袍、拖着受伤的躯体、带着痛苦的心灵爬上马，又去战斗了。”

在殖民主义者眼中印第安人只是所谓的“劣等种族”，如果不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他们早就希望该死的、弗朗兹•法农所形容的“地球上被诅咒的人”从大地上消亡。然而，耶稣早就在传播对“邻人”的爱，殖民初期，一批执着于原始教义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当了最早为“他人”呐喊的荒原孤羊，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1550和1551年在宗主国西班牙本土的巴拉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涉及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辩论的一方就是拉斯•卡萨斯，另一方是宫廷神父兼国王的编年史官塞普尔维达。拉斯•卡萨斯的核心思想反映了两个划时代的突破：视各色人群具有统一的人性；从道德和法学上同等看待欧洲和美洲。这是对欧洲中心论最初的破坏。他留下的传世之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揭露了殖民者的杀戮行径，至今在西班牙遭到贬抑的。这就是阿斯图里亚斯在文章末尾提到的被投入烈火的危险的书。

“仿佛是上帝的安排”，拉斯·卡萨斯“代替塞万提斯来到了恰帕斯”，这位“新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主教”将他不朽的灵魂镌刻在了那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